梁启超家书|梁启超的历史教学思想与实践

梁启超家书|梁启超的历史教学思想与实践

    作为中国近代史学奠基人的梁启超，不仅在新史学理论的探索及多领域的历史研究中作出了示范性的贡献，还在推进我国历史教育的现代化方面进行过一些有益的尝试。纵观梁氏一生行迹，除积极参与社会政治和舆论宣传活动外，倾注精力较多的便是历史教学工作。还在戊戌变法时期，他就应聘出任湖南时务学堂“中学”总教习。1920年退出政坛后，复长期执教于天津南开和北京清华等学校，致力培养历史学专业人才，积累了大量的历史教学经验，并提出过一系列现代历史教育的主张。这些主张，对于今天的历史教学改革，仍有一定的反思价值，这也是本文探讨梁氏历史教学思想与实践的微意所在。

一、培养现代国民素质的重要手段

    戊戌变法以后，随着资产阶级启蒙运动的展开，“改造国民性”的问题日益受到新思想界的重视。梁启超也认为，处今列强纷争之世，一个国家要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首先必须“养成一种特色之国民，使之结为团体，［1］”所谓“特色之国民”，乃指“备有人格”，“即谓成为人之资格也，品行、智识、体力皆包于是［2］”，也就是应当具备爱国家、爱民族、重公德、有知识等现代国民的基本素质。后又强调：史学为很重要的一门学科，尤以中小学的国史教育为要，“倘若中小学教育里头没有好好的国史教育，国民性简直不能养成。［3］”认为要造就一种新国民，决不可忽视历史教育，因其在开启民智、培养人民爱国意识方面实有着其他学问难以替代的功用。

    在他看来，历史教育之所以重要，首先在于可为现实的社会改造运动提供可观的思想动力。他指出。自洋务兴起以来，中国经多方面努力，眼界已有所开阔，然大部分国民仍既不知世界现状，也不明国家未来。欲改变此种落后状况，唯有“但与之反复讲明政法所以然之理；国以何而强，以何而弱；民以何而智，以何而愚。令其恍然于中国种种旧习之必不可以立国，然后授以东西史志各书，使知维新之有功，［4］”这样，便能为变法自强奠定广泛的思想基础。为此，还在戊戌变法时期，他就撰写了《波兰灭亡记》、《日本国志序》、《俄土战记叙》等史志史论，向国民宣传变法思想。

    为使历史教育更切合实际，他还针对受教育的不同对象提出了一些具体意见。

    如官吏的道德修养、知识水平和办事能力在当时往往决定着许多事情的成败。鉴于其时的官僚大多浑浑噩噩，鼠目寸光，为改变这种状况，他主张在各省办一课吏堂，大小官吏一起入学，学习“各国约章、各国史志，及政学、公法、农、工、商、兵、矿、政之书［5］”，使其了解世界大势，吸取东西各国史志中容纳的智慧和道理，以提高知识素养。

    对于一般的读书士人，他主张通过科举的改革，引导他们学习政法、算术、技艺、医学、兵法、历史等有用之术，逐步改变他们只知八股制艺的旧知识结构，使“以能读皇朝三通、大清会典、大清通礼，谙习掌故者为及格”［6］。至于乡试，也应考中外史学，“专问历代五洲治乱存亡之故”［7］，以促使人们学史，从中培养出一批察古知今、了解世界的新型人才。

    对于妇女，他也提出了不少具体意见。他认为，女子是国民之母，她们的文化素质往往决定着整个民族的人口素质，因此，尤应注重开启女智。他指出，通过教育，应使女子“知有万古，有五洲，与夫生人所以相处之道，万国所以强弱之理”［8］。这里所谓的“知有万古”，其实就是历史教学的范畴。他还把日本女子学校的课程设置介绍给国内，其中就有“历史”一科［9］。稍后又具体规划了女学堂的教学内容和方法，规定女学堂功课“中文西文各半；皆先识字，次文法，次读各门学问启蒙粗浅之书，次读史志、艺术、治法、性理之书。［10］”把“史志”列为女学堂的必读书之一。1922年，梁启超在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大学作讲演时说，“有四种职业现在人才甚缺乏，前途开拓的余地甚多，而确与女子特长相适应者”，第一种即为“史学”［11］，希望女子去充任中小学里的国史教员。从倡导女子学习历史，到鼓励女子去传播历史知识，充分表明了他对历史学的开启民智，教育国民的功能寄予了厚望，同时也折射出他已经有意识地把女子作为历史学科的师资力量来进行培养。

    在批判科举制度、倡议建立新式学堂教育的同时，梁启超也未忘记强调历史教育的重要性。在师范教育上，他主张仿效日本的师范教育课程模式，“略依其制而损益之：一须通习六经大义；二须讲求历朝掌故；三须通达文字源流；四须周知列国情状；五须分学格致专门；六须仞习者诸国言语。［12］”并建议张之洞“因两湖之旧而示以所重，以六经诸子为经，而以西人公理公法之书辅之，以求治天下之道；以历朝掌故为纬，而以希腊罗马古史辅之，以求古人治天下之法；以按切当今时势为用，而以各国近政近事辅之，以求治今日之天下所当有事”［13］，即整顿两湖书院，把它办成一所讲习政法之学的近代“政治学院”。在此，他把历史教学作为培养国民参政意识和参政能力的重要方法之一。后在《与林迪臣太守书》中，又指出政治教育应借助“以历朝掌故为纬，而以希腊罗马古史辅之”的历史教育来推行。这与他的经世致用思想密切相关。他认为，经学、史学、地学、算学等，“皆将学焉以为时用也”［14］，只要关于借鉴古今中外史籍中的治乱兴衰之道，必能有稗益于现实政治活动。

    梁启超如此强调历史教育在提高国民整体素质上的作用，不但是出于对传统史学功用的深刻感受，同时也反映了他对西方近代史学社会功能的理解。在他看来：“今日欧洲民族主义所以发达，列国所以日进文明，史学之功居其半焉。［15］”因此，在现代国民性的改造、普通民众道德和知识素养的提高，以及民族独立富强事业的推进过程中，皆应充分发挥历史学的宣传和教育作用。

二、在传统与现代的结合点上探索历史教学的新模式

    梁启超不仅在建立现代史学的功能观方面提出了一系列设想，还为这一目标的实现、尤其是现代历史教学的革新进行了认真的尝试。

    还在1897年出任湖南时务学堂中学总教习期间，他就积极投入这场教学改革的实践。其亲手制订的《湖南时务学堂学约》规定“史学”为应读课程。学生除了学习历朝掌故沿革得失，还要读《日本国志》、《万国史记》、《泰西新史揽要》等书。在教学制度上，他主张“兼学堂、书院二者之长，兼学西文者为内课，用学堂之法教之；专学中学不学西文者为外课，用书院法行之”［16］。教学方法“除上堂讲授外，最主要者今诸生作札记，师长则批答而指导之，发还札记时，师生相与座论”［17］。从中培养出一批维新变法的志士。

    1920年以后，他更是把主要精力投入了史学专业人才的培养中。他认为，大学教育之目的在于“研究高深之学理，发挥本国之文明，以贡献于世界之文明是焉”［18］。为实现这一目的，他主张在高校营造自由研究的学术风气。在教学上，可由学有专长的教师组成讲师团体，开设自由讲座，所讲各科之间应有所联系；讲授时间不宜太多，让学生有较多时间自习或与老师讨论，注重发挥学生的主动性和才华，使“天才瑰特之士不至为课程所局，可以奔轶绝尘尽其才矣。如此则教育不至为‘机械化’，不至为‘凡庸化’，社会上真面目之人才，或可以养成也”［19］。他倡导的实际是一种鼓励学生自主研究，教师从旁加以指导的启发式教学。其优点是，师生之间可由此建立起和谐、密切的关系，同时使学生个性才艺获得充分的施展。

    这些教学思想，在清华国学研究院的筹建和教学实践中表现得尤为突出。

    由梁启超参与制定的清华国学研究院《章程》规定：“研究之法，注重个人自修，教授专任指导”；“教授於专从本人请业之学员，应订定时间，常与接谈，考询成绩，指示方法及应读书籍”等等。还要求教授、特别讲师常作演讲，学生必须到场听受［20］，其制度实为中国传统书院制与英国大学制度之结合。

    在研究院的招生考核制度上，梁启超也提出了一些颇具新意的改革意见。1925年4月21日，他致函王国维，提出“专门科学之题……太普通固不足以觇绩学，太专门又拟故为责难”的疑虑，并提议令考生递交“旧作”，即已有的学术成果，以观其研究能力［21］。23日又赴清华，和王国维商讨研究院的招生试题［22］。王国维将试题寄给他后，他于29日覆函给王国维，认为研究院应招收“能知治学方法而其理解力足以运之”的“善学之人”。他建议“凡应考人得有准考证者，即指定一两种书令其细读，考时即就所指定之书出题。例如史学指定《史通》、《文史通义》（或《史记》、《汉书》、《左传》皆可），考时即在书中多发问难，则其人读书能否得间最易检验，似较泛滥无归者为有效。［23］”这种方法既注重了理解力，又不偏废记忆力；既避免了考察范围太宽泛，考生难以把握的弊病，又能检视考生的思考能力和学术根底，有效地保证了研究院的生源质量。

    在梁启超、王国维等人商定的清华学校“研究院选考科目表”中，规定专修“中国史”、“中国上古史”、“史学研究法”等历史专业的考生必须考经学、小学、中国史、中国哲学史和世界史［24］，反映出梁启超等人对历史学的知识结构提出了较为全面的要求。由于清华国学研究院的教学研究主体即“国学”，大部分属历史学范畴，故其教学方法基本上是一种历史教学方法。实践表明，这些方法确实行之有效，研究院前后四届共70多名毕业生中，不少人后来成为我国的文史专家，不能不说与这种现代历史教学方法的科学性密切相关。

    作为中国历史教学现代化的探索者，梁启超还对新型历史教材的编写提出了一些富有启发的见解。他很早就开始关注历史教科书问题，认为“历史者，普通学中之最要者也。无论欲治何学，苟不通历史，则触处窒碍，怅怅然不解其云何，故有志学问者，当发箧之始，必须择一佳本历史而熟读之。［25］”因此，他特地介绍了一些日本人所著的历史教科书，并比较了它们的优劣。

    梁启超最重视的还是本国历史的教学。在他看来，“国民教育之精神，莫急于本国历史”［26］，“本国人于本国历史，则所以养成国民精神，发扬其爱国心者”［27］。历史教学的责任如此重大，但是国史教科书却没有佳本传世。有见于此，他于1922年提出《中学国史教本改造案并目录》，表明自己对国史教科书编写的设想。首先，他批评“现代教科书全属政治史性质，其实政治史不能赅历史之全部”，且政治史也只是“专注重朝代兴亡及战争，并政治趋势之变迁亦不能说明。［28］”学生们读了之后，不过增长了保守性或其他恶德。其次，他认为旧的国史教科书对社会及文化事项的叙述“太简略，且不联贯”，学生们接受了所谓“国史教育”之后，对于祖国的历史仍然一片模糊，对祖国也就无从爱起。

    为了矫正这些弊病，重新唤起学生对于国史的兴趣，梁启超提出改造国史旧教本的两条主要方针：第一，以文化史代政治史；第二，以纵断史代横断史。即加强国史教科书的系统性和综合性。

    据此，他把中国全史纵断为年代、地理、民族、政治、社会及经济、文化等六部，又在随后的国史教本目录里把六大部分细分为192课，拟在三年内教授完毕。在这份目录中，“年代”所占篇幅不及全部的二十分之一，“地理”占百分之十五。“民族”一部详叙中华民族的形成及扩大，异族的侵入及同化，“政治”部分专记政制变迁中的大事。至于社会及经济和文化两部，梁启超给予它们占全书一半的篇幅。在这份目录中，民族关系、宗法制度、奴婢制度、土地制度、礼制、人口问题、工商业、财政、教育、宗教、文学、艺术、科学等都成为历史教学的内容。这是对政治史占独尊地位的旧史传统的有力冲击。

    还在1901—l902年发表《中国史叙论》和《新史学》时，梁启超就猛烈抨击传统史学“难读”、“难别择”、“无感触”［29］。直到他晚年任教南开大学（1921年），还感叹“彼旧史者，一方面因范围太滥，卷帙浩繁，使一般学子望洋而叹；一方面又因范围太狭，事实阙略，不能予吾侪以圆满的印象［30］。接着，他列举了许多中国史必须涵摄的“重要项目”，这些项目后来几乎都出现在这份目录里。由此可知，《中学国史教本改造案并目录》是他长期批判中国旧史学的产物，也是他建设新史学的可贵实践。

    注释：

    ［1］［2］梁启超：《论教育当定宗旨》，《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十，第53、61页，中华书局，1989年3月第一版。下同。

    ［3］［11］梁启超：《我对于女子高等教育希望特别注意的几种学科》，《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三十八第4页。

    ［4］［5］梁启超：《论湖南应办之事》，《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三，第42、46页。

    ［6］［7］梁启超：《变法通议·论科举》，《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一，第29页。［8］［9］梁启超：《变法通议·论女学》，《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一，第39、43页。

    ［10］《女学堂试办略章》，转引自舒新城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下册，第799页，人民教育出版社，1961年10月第一版。

    ［12］梁启超：《变法通议·论师范》，《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一，第37页。

    ［13］［14］梁启超：《上南皮张尚书书》，《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一，第l06页。

    ［15］［29］梁启超：《新史学》，《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九第1、3页。

    ［16］梁启超：《致陈三立、熊希龄书》，见《梁启超年谱长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86页。

    ［17］梁启超：《时务学堂札记残卷序》，见《梁启超年谱长编》第83页。

    ［18］梁启超：《莅北京大学欢迎会演说词》，《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二十九，第39页。

    ［19］梁启超：《自由讲座制之教育》，《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三十六，第36－37页。［20］［22］［24］《清华汉学研究》第一辑，葛兆光主编，清华大学出版社，1994年11月第一版，第274、275、276页。

    ［21］［23］《学术集林》卷三，王元化主编，上海远东出版社，1995年4月第一版，第2、4页。

    ［25］［26］［27］梁启超：《东籍月旦》，《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四，第90、101、99页。

    ［28］梁启超：《中学国史教本改造案并目录》，《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三十八，第26页。

    ［30］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七十三，第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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