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克服gdp的局限性|GDP的局限性及其完善和发展

怎样克服gdp的局限性|GDP的局限性及其完善和发展

　　国内生产总值（GDP）是把握三大产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的一个重要经济指标，是高中《经济常识》第四课《产业和劳动者》中一个重要的经济学概念。它是指一国在一定时期（通常为一年）内，在其领土范围内，本国居民和外国居民生产的最终产品和劳务总量的货币表现，是国民经济各行业在核算期内增加值的总和即各行业新创造价值与固定资产转移价值之和，是综合反映一国经济活动的重要指标。

　　GDP能把三大产业的水平和劳务成果反映出来，有利于促进产业结构的合理化，也便于进行国际经济间的横向比较。追求经济的持续增长是所有国家开展经济活动的一项主要目标，迄今为止，世界各国都在以GDP增长速度的高低作为判断经济形势好坏和政府经济政策是否有效的基本标志。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萨缪尔森和诺德豪斯在《经济学》教科书中把GDP称为“20世纪最伟大的发明之一”。在他们看来，与太空中的卫星能够描述整个大陆的天气情况非常相似，GDP能够提供经济状况的完整图象，帮助政府判断整个国家经济是在萎缩还是在膨胀，是需要刺激还是需要控制，是处于严重衰退还是处于通涨威胁之中。

　　GDP反映一国的贫富状况和人民的平均生活水平，在国际社会中确定一国承担怎样的国际义务，享受哪些优惠待遇。联合国决定一国的会费时，要根据其“连续6年的GDP和人均GDP”；世界银行决定一国所能享受的硬贷款、软贷款等优惠待遇时，也是根据“人均GDP”。GDP是一把尺子，一面镜子，衡量着所有国家与地区的经济表现。

　　中国上个世纪“翻两番”、到2020年再“翻两番”的目标都与GDP挂钩。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中最关键的就是实现2020年GDP比2000年翻两番。中国国家战略目标的确定，以及相应采取怎样的财政政策、金融政策，都和对GDP的判断有关，成为中国经济的第一指标。中国的GDP从1978年的3624亿元增加到2002年的102398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年均增长9.4%。按2000年价格计算，预计到2020年，将超过35万亿元，年均增长7.2%。GDP在见证一种神奇速度的同时，也见证着一个古老民族的复兴。

　　一、GDP的局限性。

　　GDP是一个重要指标，但不是万能的。GDP的组成包括了国内所有企业的投资支出、个人及家庭的消费支出、政府部门的投资、消费及各个领域的购买性支出，以及净出口数额等各方面的货币价值总和，它包含了一个社会的全部经济活动，但其能够准确反映的只是经济的规模。一个国家的财富和社会福利的增加当然要以国内生产总值的增加为基础，这一增加必然表现为GDP增加的结果。但是反过来，GDP增加又并非相当于社会财富和福利的等量增加。所以，仅用GDP指标去衡量社会经济的发展是存在缺陷的。1968年，美国参议员罗伯特·肯尼迪竞选总统时说，“GDP衡量一切，但并不包括使我们的生活有意义这种东西”。

　　1、GDP 不衡量增长的代价和方式，不衡量社会成本。

　　古印度有一句格言：“空气，水和土地不是父辈给我们的礼物，而是我们向子孙的借款。”采伐树木时，GDP在增加；把污染排放到空气和水中，GDP在增加；GDP反映增长，却不反映资源耗减和环境损失。全球10大环境污染最严重的城市中，中国占8个；中国城市河段70%受到污染；2/3城市居民生活在噪音超标的环境中；很多过去从不缺水的中国城市普遍缺水，不得不开始使用无法恢复的、且只能供8-10年使用的深层岩水，众多农村人群不得不饮用已被污染的地表和浅层水源；中国的国土荒漠化以每年2600多平方公里的速度自西向东推进；各种灾害爆发的频度和烈度越来越高……GDP在增加，但社会财富和福利水平反而可能下降。根据中科院可持续发展战略课题组牛文元教授的计算，GDP在中国的高速增长是用生态赤字换取的，“扣除这部分损失，纯GDP只剩下78%，而日本在人均GDP1000多美元时，扣除生态损失后的纯GDP为86%”。

　　中国的人均资源占有量很低，人均水资源为世界人均水平的1/4，石油探明储量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2%，天然气人均水平为世界平均水平的4%。长期以来，我国经济增长的成本比国际水平高出许多，中国成为世界上单位GDP创造能耗最高的国家之一。重点钢铁企业吨钢可比能耗比国际水平高40%，电力行业火电煤耗比国际水平高30%，万元GDP耗水量比国际水平高5倍，万元GDP总能耗是世界平均水平的3倍。当然，中国的能耗水平也在下降中，但是和国际标准相比还有很大差距。到2003年年底，中国发电装机总容量将达3.7亿千瓦，而日本只有2.2亿千瓦却创造了4倍于中国的GDP。据估计，中国每年因资源浪费、环境污染、生态破坏而造成的经济损失至少为4000亿元。假如按要素生产率计算，GDP在中国的增加额中，靠增加投入取得的增长占3/4，靠提高效益取得的增长只占1/4，而发达国家增加额中50%以上是靠效益提高。

　　历史经验表明：质量差的高增长往往容易做到，只要层层政府部门都去搞几个大项目就可以实现。但是，却不能等同于为社会创造相应的财富，很多时候反而带来新的问题和隐患。在当前经济体制改革和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型还远未完成的国情下，我国的GDP增长中依然存在着不计代价、不问质量，以恶化生态和社会环境片面追求高增长的问题。从长远看，这类增长是在危害国家和社会。

　　2、GDP不衡量效益、效率、质量和实际国民财富。

　　GDP计算的是从事生产活动所创造的增加值，至于生产效益如何，产品能否销出去，报废、积压、损失多少，真正能用于扩大再生产和提高人民生活的有效产品增长是多少，GDP是体现不出来的。当年“大跃进”，中国一年要炼1070万吨钢，结果，树都砍了，钢材却是劣质的。

　　一位德国学者和两位美国学者在合著的《四倍跃进》一书中，对GDP这样描写：“乡间小路上，两辆汽车静静驶过，一切平安无事，它们对GDP的贡献几乎为零。但是，其中一个司机由于疏忽，突然将车开向路的另一侧，连同到达的第三辆汽车，造成了一起恶性交通事故。‘好极了’，GDP说。因为，随之而来的是：救护车、医生、护士，意外事故服务中心、汽车修理或买新车、法律诉讼、亲属探视伤者、损失赔偿、保险代理、新闻报道、整理行道树等等，所有这些都被看作是正式的职业行为，都是有偿服务。即使任何参与方都没有因此而提高生活水平，甚至有些还蒙受了巨大损失，但我们的‘财富’——所谓的GDP依然在增加。”他们最后指出：“平心而论，GDP并没有定义成度量财富或福利的指标，而只是用来衡量那些易于度量的经济活动的营业额。”

　　没有质量的生产活动，不可能带来社会财富的累积。固定资本的质量不好，没到使用期限就不得不报废，那么固定资本形成的总额再多也不能提高国民财富。当你要拆毁“豆腐渣工程”重建时，它不仅要从国民财富统计中剔除，而且为了重建又消耗了一次自然资源。从国民财富的角度看，国民财富不仅没有增加，反而减少了。正像被砍伐的森林，“算做了当年的GDP，但对国民财富却是负积累”。

　　中国国家统计局国民经济核算司司长许宪春感慨：“在注重财富的积累方面，西方国家很值得我们借鉴。它们的GDP增长率不高，但是财富积累很快。我到欧洲去，看到那里的百年老屋保存完好，使用自如，并且越老越值钱。反观我们，历史文化遗产很多都得不到好的保护。新盖的楼也是，盖之前缺少科学的规划设计，不注重质量，过上10年20年看着不顺眼了、过时了，推掉了事。我们的情况与西方国家正相反，GDP增长率很高，但是财富损失得也快，缺乏积累财富的观念。”

　　3、GDP不衡量资源配置的效率。

　　促进GDP的增长，有不同的资源配置方式。是政府主导，倚重于扩大投资的方式，大搞形象工程、政绩工程、“短、平、快”工程，大搞开发区，跑马圈地，城市建设大大优先于技术改造安排和劳动力培训？是依靠财政投资输入，大规模借债，投资高速公路、铁路、水库？是不断向国有企业输血，将金融资源向它们倾斜，哪怕其设备闲置？是对一些不发达地区，通过国债项目投资，进行公益性项目建设？是对公务员和事业单位职工进行工资性转移支付？这都可以形成GDP的增加。但其中不少资源的配置，效率很低，其实是在浪费有限的资源。

　　这样的结果是什么呢？发展经济学家阿瑟·刘易斯1967年在《发展中国家的失业中》一文中已经写到，“浪费的现象在大量已成现实的事物中昭然若揭，它导致了资本利用率的不足—如按对需求的期望所建的工厂，每小时仅有几辆车行驶的高速公路，大型机场和航空集散地建筑的低利用率等。”

　　在同样数量的GDP及其增长当中，是由市场机制还是靠行政部门用行政权力去推动，往往在效率方面产生着大相径庭的结果。如垄断行业以特权和涨价增加收入提供给社会劣质的服务，基建项目中的“半拉子”、“烂尾”、“豆腐渣工程”，消费者得到的假冒伪劣商品，企业投资扩张后，生产出许多缺少销路的产品、建成缺少收益的工程，以及贪污挪用其他资金甚至包括赈灾扶贫款项建造的楼堂馆所，社会上巨额同时又是畸形的公款消费行为……这些都为GDP的增加作出了“贡献”，却不能够增加社会的总财富和福利水平。

　　我们可以看到很多这样的例子：上一任领导通过上几条公路、搞几个城市广场、建一些开发区，提高了他任期内的建筑GDP，但却没有真正形成内生的投资环境，缺少富有活力的制造业、服务业企业，以至基础设施建完以后的GDP不知从何而来。上一任轰轰烈烈，下一任找钱还账，不要说无钱修路，甚至无钱欠薪。随处能看到富丽堂皇的建筑，尤其是政府、银行、工商、税务、公检法、国有通信和电力公司等的办公楼和休闲培训中心。和19世纪工业革命国家在使用资本时讲究节约的习惯不同，“欠发达国家正在以更大的气派浪费资本；所以当出现某个大型项目完成但其提供的就业却比期望的要少时，就没有什么可值得大惊小怪的了”。

　　闲置的生产线、荒芜的开发区、没有人流的机场、豪华的办公楼和度假村，它们能解决就业问题吗？不能。这就是为什么一边是经济增长、一边是求职艰难的原因。

　　4、GDP不衡量价值的判断，例如社会公正，例如幸福。

　　GDP在统计时是根据生产出来的最终产品，但这往往与幸福无关。军火生产在统计中是很重要的部分，但假如一个国家更多地生产大炮，更少地生产黄油，人民幸福吗？

　　GDP按市场价格计算，但价格与幸福也关系不大。电脑质量在提高，数量在增加，但价格在不断降低。按价格计算，电脑的产值没有增加多少，但质量与数量的提高却带给人们很大的利益。

　　GDP也不衡量闲暇。只要人们天天加班，就能生产更多的物品和劳务，GDP就在增长。但是，没有闲暇的生活快乐吗？当你要享受闲暇时，GDP反而在减少。汽车能创造庞大的价值，但GDP从来不计算天天堵车占用了你多少生命。

　　宁高宁先生论述说：“追求GDP的最终目的，应是全民的不断进步的幸福生活。可是牺牲了环境，滥用了资源，在经济总量增长的同时，民众的健康、教育、艺术不能得到全面的发展，这就使GDP的增长变得不那么吸引了，怪不得有人想推出全面幸福指数来代替GDP指数，也是为什么我们到一些GDP增长并不快的欧洲小国会感到很祥和舒适的原因。”

　　5、GDP是一个生产总量的指标，不衡量分配，不衡量贫富的差距。

　　中国财政部科研所课题组2003年6月发布的一份报告说：“以基尼系数反映的居民收入总体性差距逐年拉大，已经超过国际公认的承受线。”不衡量就业，即使“失业已成中国的定时炸弹”。上资本密集型的大项目，GDP很容易就拉上去了，但假如忽视了劳动密集型的项目，GDP增长之后的受益者，就只是资本的所有者，而不是广大劳动者。GDP不衡量社会的保障，光有GDP的增长而没有保障面广、保障水平高的社会保障网，一旦人们退休、生病、失业，就会陷入困境。特别是农民，他们向城市转移，为城市创造大量的GDP。但他们退休、生病时，由谁保障呢？

　　综上所述，GDP指标能够准确反映的只是经济活动的整体规模，并不能反映经济活动的质量。当前，我国同发达国家的差距恰恰是在于GDP的质量。

　　二、GDP的完善和发展

　　多年来，提到增长，人们自然就会想到GDP的增长。上世纪五六十年代，那些刚赢得民族独立的发展中国家“增长优先、效率优先”的观念风行。就连联合国也在60年代初制定出10年规划，把GDP的增长指标看成最重要的发展目标，明确提出GDP每年递增5%的目标。但无论拉丁美洲还是南亚，最后的教训都是：能够实现一时的经济增长，但无法实现可持续的社会发展。伴随高增长，是更多的“不可承受之高”：高通胀、高失业、高负债、高腐败、高消耗、高污染、高分化、高风险，多高并举，社会动荡。

　　这时，它们才开始探究那些成熟的西方国家的现代化历史。哪些是可以超越的，哪些是无法超越的，比如时间、价值观、宪政和法治文化。GDP重要但不至上。为求GDP的增长不择手段，必将陷入“增长的异化”——没有发展的增长，虚假无效的增长，短期行为的增长，不能持续的增长，结构失衡的增长，配置失灵的增长，机会主义的增长，偏离公正的增长，危害社会的增长。

　　1、世界的思考

　　美国经济学家萨缪尔森提出过纯经济福利（净经济福利）的概念，他认为福利更多地取决于消费而不是生产，纯经济福利是在我的基础上，减去那些不能对福利作出贡献的项目，如超过国防需要的军备生产，减去对福利有负作用的项目如污染、环境破坏和对生物多样性的影响、都市化影响，同时加上那些对福利作出了贡献而没有计入的项目如不通过市场的经济活动像家务劳动和自给性产品，加上闲暇的价值即用所放弃的生产活动的价值作为机会成本来计算。根据纯经济福利指标，印度尼西亚从1971年到1984年GDP年均增长7．1%，但如果将石油、木材大量开采出口以及伐木引起的土壤流失作为成本加以扣除，年均增长率只有4%。

　　1973年，日本政府提出净国民福利指标，主张列出水、空气、垃圾等环境污染的每项污染可允许标准，超过污染标准的，必须将其改善经费作为成本从我中间扣除。按此方法，当时我在日本的增长率就不再是8．5%，而是5．8%。

　　1989年，美国经济学家戴利和科布提出一套衡量国家进步的指标，如计算财富分配的状况，如果财富分配在公平的标准之外，必须被扣分；计算社会成本，如失业率、犯罪率等；严谨地区分经济活动中的成本与效益，例如医疗支出、超时工作是社会成本，不能算成对经济有贡献。

　　1990年，联合国开发计划署提出人力发展指标，认为国民所得在达到一定程度以后，对人类带来的福祉、效益会逐渐递减，打破了传统的“所得越高就越幸福”的观念。这项人力发展指标还加上三项变数：人口平均寿命，成人文盲比例，学龄儿童就学率，强调人力开发是一项重要的人类发展指标。

　　1995年，联合国环境署提出可持续发展指标，包括社会（目标是消除贫穷）、经济、环境、政府组织及民间组织等方面的指标。

　　在会计行业，国外也提出了“社会责任会计”和“环境会计（绿色会计）”的新会计理念。其计算方法是要在现有统计基础上扣除经济活动产生的外部社会成本，扣除所计量资源的耗费，以计算国民经济增长的净正效应。

　　2、中国的战略

　　我国从第六个“五年计划”开始，原来的“国民经济五年计划”已经加上了4个字，改为“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五年计划”。党十六大明确提出了加快建设“经济更加发展，民主更加健全，科教更加进步，文化更加繁荣，社会更加和谐，人民生活更加殷实”的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实现这一目标，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若干问题的决定》提出，“要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这样中国明确提出全新的发展观，既要注重经济的高速增长———经济GDP，更要注重社会的可持续发展———绿色GDP，以及人的自身健康和全面发展———人文GDP，实现三个GDP的协调增长。

　　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人与自然、社会相协调的发展观，要求我们既要关注经济GDP，保持较高的发展速度，更要关注绿色GDP和人文GDP的增长，促进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它们是小康社会全面发展的三个重要支撑，缺一不可，互为促进。

　　经济GDP是基础。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提出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加快发展不动摇，使我国经济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2001年我国GDP达到95933亿元，比1989年增长近两倍，年均增长9.3%，经济总量居世界第6位。人民群众的物质生活也在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得到了极大改善和丰富。2003年虽然受非典的影响，但我国经济发展仍保持了8.2%的增长速度，中国仍被认为是世界上最具竞争力的市场。经济发展是一切社会事业发展的基础，是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的必需条件。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其中一项重要指标就是国内生产总值到2020年比2000年翻两番。我们必须紧紧扭住经济建设这个中心，保持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

　　人文GDP是经济GDP增长的保证。若忽视人的健康与全面发展，就会制约或延缓经济发展的进程。长期以来，由于“重增长、轻发展”思维定式的影响，造成了我们在教育、文化、卫生等方面的诸多欠账。如我国的教育事业发展的成就是公认的，但由于政府教育投入不足、教育投入比例不合理，造成教育事业的发展明显滞后于经济发展也是不争的事实。1993年《中国教育改革与发展纲要》明确规定了“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到本世纪末达到4%”，但是我们的教育事业经费支出一直徘徊在3%以下。由此造成了公民特别是农民科技文化素质的低下。没有人的全面发展，快速的经济是有风险的。

　　绿色GDP是经济的核心竞争力和可持续发展力。过度开采资源、造成环境恶化，势必使经济失去可持续发展后劲。1996年，有关部门和世界环境组织联合研究，探讨中国的环境污染对经济建设造成的损失。其结果表明，在1995年水和空气造成污染带来的经济损失，大体上是540亿美元，占当年GDP的6%-7%。另据有关资料显示，1998年至2002年，我国在环境保护和生态建设方面的投入高达5800亿元，占同期GDP的1.29%，是1950年到1997年47年投入总和的1.8倍。这表明，我们今天的努力是用“经济账”来还“生态账”。有关专家从生态经济的角度，对我国水土流失严重、水资源危机、矿物资源枯竭等问题进行了深入分析，并提出我国人口密度是世界平均值的3倍，而单位产值资源能源消耗为世界的3倍，污染总量增长率为总产值增长率的数倍，环境问题已成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极其严峻的问题。

　　3、新的发展观

　　为推进“三个GDP”的协调增长，一是要树立协调发展的观念。引导全社会进一步摒弃“重增长、轻发展”的思维模式，切实把经济、人与社会、自然的协调发展摆到更加突出的位置，更好地坚持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更加自觉地坚持推动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协调发展。在促进发展的过程中，不仅要关注经济指标，而且要关注人文指标、资源和环境指标；不仅要增加促进经济增长的投入，而且要增加促进人与社会发展的投入，增加保护资源与环境的投入。二是要调整协调发展的结构。坚持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使生产发展为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服务，为改善人们的生态环境服务，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特别要吸取非典教训，通过制度建设来保证人的素质提高，形成比较完善的国民教育体系、科技和文化创新体系、全民健身和医疗卫生体系。同时，着眼未来发展，进一步增加可持续发展能力，提高资源的利用效率，加快高消耗、高污染型的经济增长方式向资源节约和生态环境的增长方式的转变。三是要营造协调发展的良好环境，加快政府职能转变，切实把政府职能转到全方位为人民提供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上来，不断满足社会的公共需求，打造以民为本的新型服务政府；完善考核体系，借鉴欧盟一些国家的做法，将绿色GDP指标体系引入干部政绩评价和考核体系中来；加强地方立法，依靠法律监督、社会监督、群众监督，促进人与自然、社会的协调发展，加快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进程。

　　中国新一代领导集体根据国情实际，顺乎进步潮流，已经合乎发展逻辑地提出了“五个统筹”，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的要求；并提出要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

　　从中国正在酝酿的新一轮的财税体制改革来看，财政改革主要集中在支出方面，例如积极支持社会保障、住房、教育、公共卫生等社会公共事业的发展；切实支持解决“三农问题”，从体制上减轻农民负担，加强对种粮农民实行直接补贴；积极运用财政政策支持西部大开发和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加大对环境整治和天然林保护等生态建设的投入，促进人与自然协调发展。而在税制结构调整方面，现行的生产型增值税将改为消费型增值税，普通消费品将逐步从税目中剔除，而一些高档的消费品将纳入消费税征税范围，农业特产税将取消，农业税率会逐步降低，并逐步统一城乡税制。这些改革的含义，与“五个统筹”和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可以说息息相关。

　　由新的发展观开始，可以预言，即使是在衡量经济成就方面，GDP还是最重要的指标，但它的至上地位也会降低，而其它一些指标如就业、负债、效益会与GDP同行，GDP从“总分成绩”将变成“单科成绩”。但这从增长到发展，正是中国国家发展战略的新突破，其影响和意义将会异常深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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