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利斯特里1733年3月13日出生在英国利兹，从小家境困难，由亲戚抚养成人。1751年进入神学院。毕业后大部分时间是做牧师，化学是他的业余爱好。他在化学、电学、自然哲学、神学等方面都有很多著作。他写了许多自以为得意的神学著作，然而使他名垂千古的却是他的科学著作。1764年他31岁时写成《电学史》。当时这是一部很有名的书，由于这部书的出版，1766年他就当选为英国皇家学会会员。

    1722年他39岁时，又写成了一部《光学史》。也是18世纪后期的一本名著。当时，他在利兹一方面担任牧师，一方面开始从事化学的研究工作。他对气体的研究是颇有成效的。他利用制得的氢气研究该气体对各种金属氧化物的作用。同年，普利斯特里还将木炭置于密闭的容器中燃烧，发现能使五分之一的空气变成碳酸气，用石灰水吸收后，剩下的气体不助燃也不助呼吸。由于他虔信燃素说，因此把这种剩下来的气体叫“被燃素饱和了的空气”。显然他用木炭燃烧和碱液吸收的方法除去空气中的氧和碳酸气，制得了氮气。此外，他发现了氧化氮（NO），并用于空气的分析上。还发现或研究了氯化氢、氨气、亚硫酸气体（二氧化碳）、氧化二氮、氧气等多种气体。1766年，他的《几种气体的实验和观察》三卷本书出版。该书详细叙述各种气体的制备或性质。由于他对气体研究的卓著成就，所以他被称为“气体化学之父”。

    在气体的研究中最为重要的是氧的发现。1774年，普利斯特里把汞烟灰（氧化汞）放在玻璃皿中用聚光镜加热，发现它很快就分解出气体来。他原以为放出的是空气，于是利用集气法收集产生的气体，并进行研究，发现该气体使蜡烛燃烧更旺，呼吸它感到十分轻松舒畅。他制得了氧气，还用实验证明了氧气有助燃和助呼吸的性质。但由于他是个顽固的燃素说信徒，仍认为空气是单一的气体，所以他还把这种气体叫“脱燃素空气”，其性质与前面发现的“被燃素饱和的空气”（氮气）差别只在于燃素的含量不同，因而助燃能力不同。同年他到欧洲参观旅行，在巴黎与拉瓦锡交换好多化学方面的看法，并把用聚光镜使汞银灰分解的试验告诉拉瓦锡，使拉瓦锡得益匪浅。拉瓦锡正是重复了普利斯特里有关氧的试验，并与大量精确的实验材料联系起来，进行科学的分析判断，揭示了燃烧和空气的真实联系。可是直到1783年，拉瓦锡的燃烧与氧化学说已普遍被人们认为是正确的时候，普利斯特里仍不接受拉瓦锡的解释，还坚持错误的燃素说，并且写了许多文章反对拉瓦锡的见解。这是化学史上很有趣的事实。一位发现氧气的人，反而成为反对氧化学说的人。然而普利斯特里所发现的氧气，是后来化学蓬勃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因此各国化学家至今都还很尊敬普利斯特里。

    1791年，他由于同情法国大革命，作了好几次为大革命的宣传讲演，而受到一些人的迫害，家被抄，图书及实验设备都被付之一炬。他只身逃出，躲避在伦敦，但伦敦也难于久居。1794年他六十一岁时不得不移居美国。在美国继续从事科学研究。1804年病故。英、美两国人民都十分尊敬他，在英国有他的全身塑像。在美国，他住过的房子已建成纪念馆，以他的名字命名的普利斯特里奖章已成为美国化学界的最高荣誉。

一、 卢嘉锡
     卢嘉锡，福建厦门市人。1915年10月26日生于福建省厦门市，原籍台湾台南，祖籍福建省永定县。1934年毕业于厦门大学化学系。1939年在英国伦敦大学获博士学位，同年到美国加州理工学院学习和工作。1944年在马里兰研究室参加美国国防研究工作时，曾获美国国防研究委员会颁发的成就奖。1945年回国后历任厦门大学化学系教授兼系主任，理学院院长，副教务长，研究部副部长、部长，校长助理、副校长等职。1955年被聘为中国科学院数理化学部委员（现称院士）。1960年担任福州大学副校长和中国科学院福建物质结构研究所所长，并兼省科委副主任、中国科学院福建分院副院长。

　　1973年，卢嘉锡在国际上最早提出固氮酶活性中心网兜模型，之后又提出过渡金属原子簇化合物“自兜”合成中的“元件组装”设想等问题，为我国化学模拟生物固氮等研究跻身世界前列做出了重要贡献。他先后在国内外发表多篇重要论文，为我国培养了大批优秀科技人才。1978年，他以台湾省代表团团长的身份参加了全国科学大会。1979年被授予全国劳动模范称号。他曾任中国化学会理事长、中国科协副主席。他于1984年当选为欧洲科学文艺文法学院名誉院士，1987年获伦敦城市大学名誉科学博士学位，同年获比利时皇家科学院外籍院士称号。由于在结构化学研究中的杰出成就，1999年获何梁何利科学成就奖。

　　1981年，卢嘉锡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长，领导中国科学院进行了一系列重大改革。他主要从事结构化学的研究工作并证实了佩内(Penney)和萨瑟兰(Sutherland)根据量子化学理论 分析提出的氧化氢分子结构型，罗瑟洛(Lothrop)根据合成化学反应提出的二联苯分子结构，并对这个新型芳羟进行了量子化学理论分析。他 定出了氮化硫及其一些衍生物的非过渡元素原子簇结构。他提出了固氮酶中钼铁蛋白非朊辅基固氮活性中心的MoFe2S3民网状原子簇结构模型， 进一步发展成为孪合重烷型双立方烷的“福州模型”，受到国际上的好评。他在国内外杂志上发表论文30余篇。1987年从院长岗位上退下后，任中国科学院特邀顾问、主席团名誉主席。1985年当选为第三世界科学院院士，并曾任第三世界科学院理事会理事、副院长等职。他还先后担任第八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第七、九届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农工民主党中央主席、名誉主席，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会长，欧美同学会会长等职。

    曾昭抡，字叔伟，１８９９年５月２５日出生于湖南省湘乡县一个书香门第之家。父亲曾广祚是前清举人，母亲陈季瑛出身名门，兄弟姐妹１３人，曾昭抡排行第二。１９１２年曾昭抡考入长沙雅礼中学，１９１５年又考入学制为８年的清华留美预备学校，因成绩优异，插班入四年级。１９２０年曾昭抡毕业赴美国留学，在麻省理工学院攻读化学工程，三年内修完了四年的课程。其后曾昭抡又转攻化学，于１９２６年完成了博士论文《有选择性的衍生物在醇类、酚类、胺类及硫醇鉴定中的应用》，获科学博士学位。 改革近代教育

　　曾昭抡对学生训练十分严格，他要求每个学生在毕业前必须接受科学研究的训练，一定要做毕业论文。北京大学化学系的学生１９３４年开始做毕业论文，从此，我国各大学也相继实行毕业论文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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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昭抡

开展化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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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昭抡

热心学术团体工作


　　

    曾昭抡一生十分热心学术团体和学术刊物工作，他很早就参加了中国科学社、中国自然科学社、中国化学会、中国化学工程学会和美国化学会等学术团体，并在其中担任了不少领导职务，参加了许多重要活动，特别是对中国化学会的创建和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中国化学会于１９３２年８月４日在南京成立，曾昭抡是主要发起人之一，并当选为首届理事，创办了中国化学会第一个学术刊物——《中国化学会会志》。以后又连续被选为１６届理事会的理事或常务理事，其中还曾担任过４届会长和１届理事长，为该会和所办刊物，做了大量工作，立下了不朽的功绩。

　　《中国化学会会志》（今《化学学报》前身）于１９３３年创刊，是我国第一个外文版化学学术期刊，用英文、法文、德文发表我国化学研究成果，在促进化学研究和加强中外学术交流中占有重要地位，受到国际化学界普遍重视。这一刊物能有如此高的水平和影响，主要应归功于曾昭抡的精心编辑和扶植。抗战期间和解放战争期间，办刊条件极端困难，甚至有时无经费出版。曾昭抡省吃俭用，任凭衣鞋破烂，把积攒的钱，几乎全部都用到这份刊物上。他任《中国化学会会志》总编辑长达２０年之久，为办好这个刊物，付出了无数心血。
 
　　除《中国化学会会志》外，曾昭抡还担任过《科学》、《化学工程》编委，《化学》的“中国化学撮要”专栏主编和美国《化学文摘》特邀撰稿人。不管工作多么繁忙，时局多么动荡，他始终坚持积累资料、撰写稿件，从而博得了《化学》总编辑戴安邦和美国《化学文摘》社的赞赏。由于他多年的不懈努力，使“中国化学撮要”栏被誉为《化学》的最精彩部分，同时能使中国化学研究成果及时地在《化学文摘》中得到反映。

　　曾昭抡作为中国化学会的领导人之一，十分注意总结过去的历史，展望未来的发展，并对如何办好学会、如何办好刊物，提出了许多宝贵见解。１９３５年８月，中国科学社等６个学术团体在南宁联合召开年会，曾昭抡代表中国化学会参加，被推选为大会主席团成员。他在大会上做了“中国化学会与中国化学之进展”的讲演，对中国化学会的成立和在学术史上占的重要地位，做了总结和阐述。

    １９３６年他又写了《中国化学会前途的展望》一文，提出了学会的前途和任务，他指出：“学会的任务有许多方面，最重要的要算发行刊物、联络会员间的感情、促进这门科学的发展和传播这门科学的知识。”他还强调学会的领导要定期更换，并注意选拔新生力量。他说：“任何事业，新鲜血液的输入，总是需要的，学会也不例外。鼓励后进的同行，欣悦他们的成功，一反从前‘同行是冤家’的谬论，是我们科学家应有的胸襟，也是中国化学会发展的重要动力。”曾昭抡的这些见解，具有重要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

献身科学教育事业

    １９４９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曾昭抡任北京大学教务长兼化学系主任。根据建国初期中国教育事业发展的需要，他组织制订了新的教学计划，在德、智、体方面向学生提出了新的要求，使古老的北京大学焕发了青春。为了使刚入学的大学生打下良好的基础，他坚持亲自为化学系一年级学生讲授基础课，给学生们留下了深刻印象。

　　为团结全国科学工作者，发展新中国的科学教育事业，北平解放不久，中国科学社、中华自然科学社、中国科学工作者协会和东北自然科学研究会等科学团体，联合发起筹备召开中华全国自然科学工作者代表会议。吴玉章任筹备委员会主任委员，曾昭抡和李四光、侯德榜为副主任委员，积极参加了会议的筹备工作。

　　１９５０年８月１８日至２４日，中华全国自然科学工作者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毛泽东主席接见了会议代表，周恩来总理在会上讲了话。曾昭抡在闭幕式上做了大会总结报告。这次会议是全国自然科学工作者空前团结的盛会，也是我国科学团体新生的大会，曾昭抡为会议的筹备和召开做了许多工作。在这次会议上，原来的四个科学团体自愿宣布解散，重新成立了统一的中华全国自然科学专门学会联合会（简称“科联”）和中华全国科学技术普及协会（简称“科普”）。李四光当选为全国科联主席，侯德榜、曾昭抡、吴有训、陈康白当选为副主席。

　　１９５１年曾昭抡任教育部副部长兼高教司司长。１９５３年成立高等教育部后，他便任高教部副部长直到１９５７年。在这期间，曾昭抡主管全国理工科大学和综合性大学的教学和科研工作，为我国高等教育质量的提高和高教事业的发展，做了大量工作。他任高教部副部长后，在三年内跑遍了大半个中国的高等学校，到各地召开了很多座谈会，深入了解学校的教学质量、科研情况以及教师和学生的意见、要求等，然后提出解决办法，深受各地师生欢迎。

　　曾昭抡一贯主张高等学校要教学和科研工作并重。他认为在高等学校开展科研工作，是提高教学质量的重要环节。１９５７年３月召开全国政协二届三次会议时，他在会上做的“提高高等教育质量”的发言中指出：“高等学校既是国家培养专门人才的机构，同时又是科学研究的机构，教学和科学研究是紧密结合在一起的。”为此，他强调在高等学校，一要保证科研经费；二要保证教师的业务时间。要求大力改善学校的科研和教学条件，切实解决好仪器设备、图书资料等问题。

　　曾昭抡认为，要提高高等学校的教学质量，必须要提高教材质量和师资质量。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教材和教学方法也要不断更新。他在实践中努力体现这一教育思想。为了制订全国高等学校教学大纲，他亲自抓典型，经常深入到学校的教师、干部和学生中去，了解情况，听取意见，与大家平等的交换意见和看法。

　　曾昭抡很重视高等学校人才的选拔和培养。他兼任全国高等学校招生委员会副主任，每年都认真组织审查高考试题，并亲自撰写有关高考的指导性文章。他非常重视教育质量的提高和对学生全面发展的要求，他说：“高等教育质量的提高，包括提高培养学生的政治质量、教学质量和身体健康水平三方面。”在教学质量方面，他还强调要注重培养学生的独立思考和独立工作能力，特别是对那些出类拔萃的学生，要加以重点培养和扶植。

　　在从事教育工作的同时，曾昭抡还十分热心我国的科学事业。１９５５年，他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并兼任中国科学院化学研究所第一任所长和全国高分子委员会主任。这时他已经兼任２０多个职务，他抽出时间并认真做好每一项兼职工作。例如他经常到科学院化学所主持工作，参加会议。他善于了解情况和倾听知识分子的意见，既注重发挥老科学家的专长，又强调发挥青年科技人员的积极性，努力为知识分子创造良好的工作条件，为中国科学院化学研究所的创建和发展，奠定了基础，做出了贡献。

蒙受不白之冤


　　

    １９５７年，党中央根据毛泽东同志提出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公开号召党外人士帮助党整风。曾昭抡作为民盟中央常委和其科学规划组的召集人，积极响应了这一号召。

　　为了解决当时科研工作中存在的一些问题，曾昭抡和千家驹、华罗庚、童第周、钱伟长等经过调查和座谈，向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写了一份《对于有关我国科学体制问题的几点意见》的报告，就关于保护科学家，关于科学院、高等院校和业务部门的研究机关之间的分工协作，关于社会科学，关于科学研究的领导和关于培养新生力量等五个方面的问题，提出了许多宝贵的建设性意见。《光明日报》在１９５７年６月９日发表了这份报告，并加了“互相监督，开拓新路”的短评，予以推荐和称赞。

　　这个报告指出了当时在我国科技体制和知识分子政策方面存在的问题，而且提出了一些办法和建议。例如，针对一些科学家脱离科学的偏向，提出要协助他们妥善解决时间、助手、设备、经费以及合理安排使用等问题；针对科学院、高等学校和工业部门之间存在本位主义，提出了合理使用人力和协调彼此关系的建议；针对在升学、升级、选拔研究生和留学生时片面强调政治条件的倾向，提出了今后应当业务与政治并重、人民内部在培养机会上应一视同仁等建议。

　　曾昭抡主持起草的这份报告，与后来我国制订的《科研工作十四条》、《高教工作六十条》等科学、教育方针政策的基本精神是一致的，可见他们是有远见卓识之士。然而这些宝贵意见在当时不仅没有被采纳，反而被视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科学纲领”，在全国范围内受到了批判。

　　为了帮助党整风，当时民盟中央副主席章伯钧、史良召集民盟中一些知名学者、教授开了一次汇报会，参加会议的曾昭抡、费孝通、钱伟长、黄药眠、陶大镛、吴景超等，在会上谈了一下大鸣、大放开始后个人所接触到的情况以及对形势的一些看法。这六位教授很快就被划为大右派，成为重点批判和讨伐的对象。这就是当时闻名全国的“六教授。”

　　曾昭抡从进步教授到领导干部，忽然间又成了大右派，许多人都感到惶惑不解。在批判曾昭抡的会上，拿不出令人信服的材料，有人便特意去找他的学生唐敖庆，让唐揭发他的问题。唐敖庆说：“我不能揭发我的恩师，因为我不知道他有什么罪行。”当让唐敖庆写揭发曾昭抡的书面材料时，唐敖庆实在无奈，只好写了一份他从１９３６年入北京大学化学系至１９５０年留学回国这一段时间与曾昭抡接触的历史。他写了与曾昭抡参加步行团、由长沙到昆明的情景；曾昭抡在西南联大认真讲课、反对国民党、支持共产党、积极搞民主运动而深受学生敬佩的情况，以及曾昭抢教授带他们到美国去留学的情况。这哪里是揭发材料，简直是回顾师生之情的赞歌，它也充分体现出唐敖庆这位正直无私的科学家坚持真理的可贵精神。

　　曾昭抡工作勤奋、待人和气，虽身居领导岗位，但毫无官架子。在教育部工作时和他接触过的一些人，包括他的秘书、警卫员和勤杂工都对他十分尊重，并为他被划为右派和撤销副部长职务而感到十分惋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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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昭抡

    曾昭抡被划为右派后并没有悲观失望，但撤销职务、停止工作却给他带来莫大痛苦。南开大学杨石先校长十分理解曾昭抡的心情，曾两次给校党委打报告，提出要曾昭抡到南开大学工作，但未能得到如愿的答复。１９５８年４月，他应武汉大学李达校长之邀，经中央有关部门同意后，只身一人前往武汉大学化学系执教。此时，他已年近花甲。虽然因做行政方面工作而脱离教学第一线多年，但又有机会回到熟悉的讲台和实验室，直接为国家培养人才和发展科学事业贡献力量，而使他异常兴奋。

　　曾昭抡到武汉大学后，专心致志地做学问，从早到晚在图书馆、资料室如饥似渴地查阅文献资料。他经常对年轻的教师和学生说：“图书资料是前人工作十分宝贵的经验总结，也是我们掌握学科发展动态的主要依据。”“图书馆是我们学习工作的重要场所。要经常查阅图书资料，熟悉各种专业期刊的内容、特点和查找方法，甚至在哪个书架、哪一层都要熟悉，这样查起来又准确又方便。”曾昭抡在武汉大学除了上讲台、实验室外，其余时间大多是在图书馆里度过的。他患高度近视，但查阅资料的速度却异常惊人，像小跑似的在书架丛中穿梭，很快就抱出一大摞书，几乎是不依靠视力查找。查阅后又以同样速度迅速归还原处，然后又抱出一摞。他这种专心致志做学问的精神，给学生、教师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就这样不管是严寒酷热的天气，还是风雨泥泞的道路，他总是每天去的最早、走的最晚的一个。盛夏的武汉奇热无比，到图书馆去的师生，都希望坐在电风扇旁边，而去得最早的曾昭抡却坐在远离电风扇的地方，把好位子留给别人。
 
    严冬，他总是穿着单薄的棉袄，戴着一顶褪了色的旧帽子，看书时经常打冷颤，甚至流清鼻涕，但他仍是那样专心入神，别人问他：“曾先生不冷吗？”他说：“这样脑子清醒。”曾昭抡住的地方较远，来回上班要翻过一个小山，有一个深夜，他从实验室回家时，因看不清路，翻山时竟撞在树上，摔倒在石头上，碰的满脸是血，但他从未发过怨言，师生们都为他这种忘我精神所感动。在他的领导下，武汉大学化学系很快建立了元素有机化学教研室，成为我国最早开展元素有机化学教学和研究的单位之一，他主编了２００多万字的讲义，亲自担任化学文献、元素有机化学等专业课程的教学，并先后建立了有机硅、有机氟、有机硼和元素有机高分子等科研组。更令人钦佩的是，１９６１年他得知自己患了癌症后，所采?取的态度是倍加努力，希望在有限的时间里做更多的工作。学校领导让他回北京看病、休养，但他从未好好休息，在北京治疗癌症的三年时间里，他看了数百篇科技文献，撰写了１００多万字的著作，自学了日语，还培养了一位青年助手编写讲义，接替他开的课程。这期间，他除了用通信方式继续带研究生外，还坚持每年回学校两次，每次３个月左右，指导教学和科研工作。

　　１９６３年１２月，在天津召开“全国高等学校有机化学讨论会”。身患癌症的曾昭抡抱病参加会议，并由两人扶着走上讲台，向大会做“元素有机化学进展”的学术报告，使到会代表十分感动。１９６４年１１在武汉召开教育部直属高等学校元素有机化学科学讨论会时，他带病亲自写信，邀请这一领域的著名学者、教授参加，共同交流学术思想、检阅科研成果、讨论发展方向，为促进我国元素有机化学的发展做出了贡献。

　　在他的影响和带动下，武汉大学化学系在科研、教学和培养人才方面均做出了成绩，除发表了一批水平较高的研究论文外，曾昭抡还顶住癌症的折磨，组织撰写了《元素有机化学》丛书，第一册《通论》由他亲自执笔撰写，共七章２４万多字。该书出版后，当听到同行们一致肯定这是我国第一部元素有机化学方面的成功著作时，他心里充满了和死神斗争获得了胜利的喜悦。

　　１９６４年，他向领导写的一份思想汇报中，对死神发出了挑战：“我虽年老有病，但精神未衰，自信在党的领导下，还能继续为人民服务１０年、２０年，以至更长的时间，争取为国家做出更多的贡献。”遗憾的是“文化大革命”开始后，灾难又降临到他的身上。他的夫人——北京大学西语系著名教授俞大絪首先被残酷地夺去了生命，他也被作为“大右派”、“反动学术权威”进行批斗。当癌细胞开始转移、病魔严重威胁着身体时，他不仅得不到必要的治疗，也逃脱不了被隔离审查和批斗的命运。不仅在肉体上受到了摧残，而且在精神上受到了折磨。他终于在１９６７年１２月８日默默无闻的离开了人世，终年６８岁。然而，中国学术界这位杰出的人才，他终生奋斗的光辉业绩和令人难忘的高风亮节，却永远留在人们的心中。１９７８年９月，中国化学会在上海举行第２０届年会，４００多位化学工作者对在“文化大革命”中去世的曾昭抡等著名化学家表示深切怀念和哀悼。１９８０年４月，中国化学会在北京召开全体理事会，理事长杨石先和常务理事柳大纲、戴安邦、袁翰青、王葆仁、唐敖庆等著名科学家，纷纷提出曾昭抡的右派问题应予改正，希望有关部门尽快为他落实政策、恢复名誉。

　　１９８１年３月３日，经中共中央批准，教育部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举行了追悼会，为曾昭抡平反、恢复名誉，教育部长蒋南翔主持追悼会，方毅、刘澜涛、杨秀峰等有关领导和首都科技界、教育界及武汉大学的代表共３００多人参加了追悼会。中国民主同盟副主席楚图南在追悼会上宣布，关于曾昭抡同志被错划为右派问题，经过复查，中共中央已决定改正。对他参与起草的关于我国科学体制问题的几点意见被当作“反党科学纲领”加以批判的问题，也给予平反，恢复名誉。

　　曾昭抡执教多年，又长期从事高校与高等教育的管理工作，对我国化学和教育事业均有卓越贡献。为发扬曾昭抡严谨治学、献身科学的精神，鼓励青年一代为振兴中华而刻苦学习、攀登科学高峰，武汉大学于１９８５年特设置“纪念曾昭抡化学奖金”，每年评审一次，以奖励在校取得优异成绩的大学生和研究生。

         张子高(1886～1976)中国化学教育家和化学史学家。名准,字子高。1886年7月14日生于湖北省枝江县,1976年12月11日卒于北京。1907年毕业于武昌文普通学堂。1909年考取清华学堂第一届赴美留学生，先入摩欣学院学习，1911年入麻省理工学院专攻化学。1916年回国，历任南京高等师范学校、东南大学、金陵大学、浙江大学教授，清华大学教授、系主任、副校长。主要贡献早年在留美期间曾与其导师A.A.诺伊斯进行稀土元素分离的研究工作，是其名著《稀有元素定性分析》一书的参加者。回国后致力于教育事业，在中国较早地建立起化学基础课教学的实验室，传授最新的化学知识，并注重教学法的研究，为中国培养理科人才作出了贡献。 张子高还从事化学史的教学和研究。20年代初，即根据《本草纲目》上的记载,进行制备氯化汞的实验,后又对炼丹、造纸、酿酒和中国化学史的分期等问题进行深入研究，并提出了独到的见解。著有《中国化学史稿•古代之部》(1964)。 科研精神张子高在教学工作上有两个突出特点：一是努力反映最新的科学成就。在二三十年代，化学热力学还是一门新兴学科，张子高把它引入国内，传授给学生；另一个特点是严谨治学，他对每一个教学环节都认真对待，严格要求，注意培养学生的求实精神和一丝不苟的科学态度。他还特别注意教学方法，以利学生接受。他不仅备课时考虑到如何突出重点，而且在课堂上板书工整，注意教学效果。他注意辅导学习有困难的同学。对那些不及格的考卷，无论是谁教的学生，他都要再看一遍，以便了解学生学习中的难点，作为改进教学的参考。

四 张青莲

         张青莲是我国著名的化学家，中国科学院资深院士。他1908年出生于江苏常熟支塘镇，1934年毕业于清华大学研究生院，1936年获德国柏林大学博士学位。后张青莲进入瑞典斯德哥尔摩物理化学研究所作访问学者。1937年张青莲回国，他历任中央研究院化学研究所副研究员，西南联合大学、清华大学教授，北京大学教授、化学系主任，中国科学院学术秘书、院士、化学部副主任，国家科委稳定同位素专业分组组长，中国质谱学会理事长，国际纯粹与应用化学联合会原子量与同位素丰度委员会委员。 张青莲专长是无机化学，他长期从事该领域的教学和科研工作，对同位素化学造诣尤深，主要在同位素化合物的物理性质、动力学效应以同位素的天然丰度等方面进行了系统深入的研究，张青莲是我国稳定同位素学科的奠基人和开拓者。他致力于国防现代化事业，对重水和锂同位素的开发和生产曾起重要作用，他被化工部授予全国国防化工先进工作者称号。张青莲发表了《从事同位素化学研究五十年》和《同位素研究又十年》等学术论文百余篇，并曾主编《化学学报》和《无机化学丛书》18卷。近年来从事同位素质谱法测定原子量的研究。他主持精密测5种稀有金属元素的原子量，被采用为国际新标准。这是我国对化学元素的自然常数测定的重要贡献，张青莲获国家自然科学二等奖，享受国务院颁发的政府特殊津贴。 张青莲说：“回顾自己多年来所走的路，要说什么特别出色的成就和贡献，我觉得谈不上。但是我们总是在不断地努力，甚至也向一些新的领域进取，而且，只要进去，总能有所收获。当然这一切并非没有个人的努力和作用，但也同时有机遇、环境和周围同志们、研究生们的互相合作和支持，要说荣誉，不仅仅是我个人的。可以说，祖国壮丽的山川璀璨的文化哺育了我，抗战的艰苦岁月和生活锻炼了我，这是我一生受益不尽的。至于其他，那就是自己的努力、环境、机遇了。我是幸运的，因为我的一生看到过屈辱，更看到了胜利，看到过贫穷，更看到了温饱，看到过孱弱，更看到强盛。我的一生无非是这沧桑巨变的一粟而已。生活，在我这一生，应该是喜上眉梢的。”

    当陈先生介绍帝国主义国家不仅对我国采取技术封锁，而且利用我国缺碱而卡我国民族工业的脖子 的情况时，具有强烈爱国心的侯德榜马上表示，“可以放弃在美国的舒适生活，立即返回祖国，用自己的知识报效祖国。”

　　1921年10月侯德榜回国后，出任范旭东创办的永利碱业公司的技师长（即总工程师）。他深刻地体会到创业之艰难。要创业首先需要实干的精神。他脱下了白领西服，换上了蓝布工作服和胶鞋，身先士卒，同工人们一起操作。哪里出现问题，他就出现在哪里，经常于得浑身汗臭，衣服中散发出酸味、氨味。他这种埋头苦干的作风赢得了工人们、甚至外国技师的赞赏和钦佩。在他的带领下，技师、工人们团结一心，为建成中国自己的碱厂而奋战。

　　新中国即将成立的1949年初，侯德榜还在印度指导工作，当他得到友人转来的周恩来给他的信后，他立即克服了种种阻挠，于1949年7月回到了气象更新的祖国，作为科学家的代表参加了全国政治协商会议。从此他开始投入恢复、发展新中国化学工业的崭新工作。为了祖国的化工事业，他走遍大江南北、长城内外。1960年前后，为适应我国农业生产的需要，侯德榜不顾自己已是70高龄，和技术人员一道共同设计了碳化法制造碳酸氢铵的新工艺，为我国的化肥工业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

　　侯德榜先生对科学的态度一贯是严肃认真的。在研究联合制碱的过程中，他要求每个试验都得做30多遍才行。开始时有些人不理解，以为这是浪费时间和耗费精力，多此一举。后来的事实证明，多数试验在进行了 20多次以后，数据才稳定下来，这样得到的数据资料才是可靠的，人们这才真正认识到侯德榜这种细致周密、一丝不苟的的科学态度是多么难能可贵。

　　侯德榜一生谦虚谨慎，平易近人。在创造永利碱厂时是这样，在以后的长期工作中也是这样。他和技术人员、工人及晚辈们在一起，从来不把自己放在权威或高人一等的位置，讨论问题，他总是认真地听取别人的意见，善于从大家的智慧中吸取积极的因素来充实、完善自己的设想。大家都觉得跟他一起工作，心情特别舒畅，能从他身上学到不少东西。

　　侯德榜先生象一名辛勤的园了，为我国化学工业的发展培养了一批又一批的技术骨干。这些骨干现在大都仍活跃在中国化工领域的各个部门，相当多的骨干已成为厂长、总工程师。他们以侯先生作为自己的榜样，为发展我国的化工事业鞠躬尽瘁。

　　1974年8月26日，侯德榜先生因病与世长辞，享年84岁。 还有一段故事：侯德榜傲对麦克•阿瑟 永利是范旭东一手创办的近代化工企业，网罗了包括侯德榜在内的大批一流人才。侯德榜自美国学成归来，一生的成就大半在永利完成，他对永利的感情是旁人所难以想象的。1937年12月南京沦陷，永利企业费尽力量建立的永利南京铵厂被日本三井财阀吞没，1942年将硝酸设备都拆运到日本。抗战胜利后，永利接收南京铵厂，只是空楼一座，几经追问，才知设备被盗运到了日本。李烛尘、侯等向国民党政府申请，要求前往日本拆运，归还原物。国民党当局托词由盟军总司令部统一处理赔偿，问题久悬不决。永利的李烛尘利用参政员身份向蒋介石当面交涉，认为这不是赔偿问题，是归还劫物，因为这套设备还在使用。侯德榜在大公报发表《向日本拆回被劫去的硝酸装置》，得到社会舆论的支持。国民党当局无奈之下，只有准予办理，又几经向盟军驻日司令部交涉，迟至1946年7月才获复函，说已经查明，并令日本政府妥为保管，准备归还，永利可派人去日本处理。永利派出的代表在东京设办事处，然而中间阻碍重重。

　　1947年7月7日，侯德榜亲赴日本，找到盟军司令麦克•阿瑟，并与远东经济委员会几次据理力争，对于只能拆原件，不能拆日本换上去的配件之类不合理的意见，他寸步不让。他严正指出“这是不可能的，我们不允许这样做，譬如说日本拆迁了我们一辆汽车，拆走时能行驶，不论他们更换了轮胎还是其他配件，也总得是一辆能开动的汽车才行。否则我们收回做什么。”多次交涉，美方知理亏，才同意成套归还，麦帅正式下令给日本政府。他叹息：“我们的新机器经过他们这么多年的折磨，我已经不能全认识它们了，它们真是憔悴不堪。”

 　　侯德榜，一介书生，在异国的国土上，在拥兵百万的五星上将麦克•阿瑟面前，毫无畏缩，1947年9月11日，在侯德榜赴日7周后终于全胜而归。侯德榜向来不愿卷入政治，1949年初他拒绝李宗仁邀请，作为“和平代表团”成员之一，去北平做“敲门”使者。他在一次科技工作者集会上说：“科学工作者对政治应保持冷静和超然的态度。” 4、我的感觉或者我受到的启发：侯德榜的刻苦认真，对科学的执著以及对政治的超然态度值得尊敬，对于民族国家的关爱及其在化工行业的卓越贡献令人钦佩。个人感觉他对中国近代化工的贡献最大。

　　魏伯阳（约100～约170），中国东汉后期的著名炼丹家。会稽上虞（今浙江省上虞县）人。他是公认为留有遗作的最早的炼丹家。后人称他为云牙子。他出身于封建社会的上层家庭，喜欢神仙道术。他著有《周易参同契》，是世界上最古的炼丹术理论性著作，对中国的炼丹术有重大的影响。书中记录当时炼丹所使用的化学药品，如汞、硫黄、铅、胡粉（即碱式碳酸铅）、砂（即氯化铵）、铜、金、云母、丹砂（即硫化汞）等。还可看出，他在炼丹过程中已掌握不少化学知识。例如，他认识到下列的化学事实：

①水银容易蒸发,并容易与硫黄化合。《周易参同契》中载有“河上姹女，灵而最神,得火则飞,不见埃尘……将欲制之，黄芽为根”（“河上姹女”指汞、“黄芽”指硫黄）。这几句话表示出下列反应：Hg+S─→HgS另有一种解释：“黄芽”为铅，产物为铅汞齐。

②碱式碳酸铅能被炭还原成铅。《周易参同契》中载有“胡粉投火中，色坏还为铅”。

③黄金很不容易氧化。《周易参同契》中有“金入于猛火，色不夺精光”。

④几种物质起化学变化时的比例很重要,否则反应操作会失败。《周易参同契》中有“分剂参差，失其纪纲”。

⑤当时的炼丹术已使用升华方法。《周易参同契》中有“丹鼎歌”。丹鼎就是炼丹所用的鼎炉，它是升华过程的重要工具。

参考书目陈国符著：《道藏源流考》，中华书局，北京，1963。

    葛洪(284～364)，中国晋代著名的炼丹家和医药学家。丹阳句容（今江苏省句容县）人。字稚川，自号抱朴子。葛洪少年时家道贫困，以砍柴所得买纸抄书,刻苦攻读诸子百家,杂学旁收，十年如一日。葛洪的从祖葛玄是一个方士，精于炼丹术，号称葛仙翁，他传授过一个弟子，叫郑隐。葛洪起初跟郑隐学炼丹，后来又拜鲍玄为师。葛洪做京官时听说交趾郡（今越南）出产仙丹的原料朱砂，请求到勾漏县当县令，以便就近采料炼丹。晋朝皇帝同意后，他带了一家人到南方去。到广州后，受到朋友劝阻，就留在附近罗浮山上修炼，过他的“丹鼎神仙”生涯，直到老死。罗浮山有他的炼丹遗址。

    葛洪学识丰富,著作很多,大多散佚。《正统道藏》收入归于葛洪的著作有十几种，大部分是托名的。现存的足以代表他的学术思想的是：《抱朴子内篇》、《抱朴子外篇》、《肘后备急方》。葛洪收集了很多丹方秘籍。《抱朴子内篇》概略地介绍了这些内容，可说是集各家炼丹术的大成，在炼丹史上有重大影响。《抱朴子外篇》是儒家应世之术。《肘后备急方》中，详细记录了天花、伤寒、痢疾、结核病等传染病，还介绍了中药常山治疟疾、麻黄治哮喘、松节油治关节痛等单方，与现代应用大致相符，在医学史上有很大价值。（见彩图中国古代炼丹家葛洪（号抱朴子）。拓自杭州西湖葛岭石碑）

参考书目袁翰青著：推进了炼丹术的葛洪和他的著作，《中国化学史论文集》，三联书店，北京，1956。

    陶弘景(456～536)，中国南朝齐梁时期著名的医药学家和炼丹家，字通明，晚号华阳隐居，丹阳秣陵(今江苏省句容县)人。他的祖父善解药术；陶弘景的父亲也深解药术，对他都有影响。陶弘景少年时读葛洪《神仙传》后，便有养生之志，15岁就倾慕隐逸生活。由于他读书很多，还不到20岁，就被齐高帝(肖道成，479～482)任为诸王侍读。37岁辞朝归隐。后来梁武帝（肖衍，502～549）每有吉凶征讨大事，还向他咨询。

       宋应星对中国古代化学的贡献主要有两方面：在化学理论方面，他倡导火质说。他认为火质存于木内，木燃烧的过程就是释放火质的过程。宋氏火质说与德国化学家G.E.施塔尔1703年提出的燃素说有些类似。他还提出化学变化的物质不灭思想。他隐约认识到化学变化前后物质的总量是不变的。例如，谈到土生金时说：“土为母，金为子，子身分量由亏母而生。”（《论气•形气五》）又如，谈到水银和硫黄反应生成银朱(硫化汞)时说：“每升水银一斤，得朱十四两、次朱三两五钱。出数借硫质而生。”（《天工开物•丹青•朱》）其大意是：银朱之所以会比水银重，是因为硫参加变化的结果。这是化合概念和质量守恒定律的思想胚芽。在化学工艺方面，他记述了许多居于当时世界先进水平的化工技术,其中最突出的有两种：①炼锌技术,《天工开物》在世界冶金史上首次记述了由炉甘石（碳酸锌）还原为锌（当时叫倭铅）的炼锌技术。这是准蒸馏法。②煤的分类，《天工开物》根据火焰、块度等化学、物理性质把煤分为明煤、碎煤和末煤 3种。这相当于今天说的无烟煤、烟煤和褐煤（或泥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