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一军事论文1500字

大一军事论文1500字范文(精选4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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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一】大一军事论文1500字

　　姓名：李想学院：化材院化学类三班军事发展对当代的国家来说至关重要，在当前复杂的国际形势下军事发展成为巩固国防的重要手段。从建国到现在中国军事飞速发展，尤其是在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军事更是飞速发展，军事力量跃居世界前列。国防涉及国家的安危，是国家的大事。中国式社会主义国家，其国防的性质集中体现为自主性、防御性和人民性.建立巩固的国防是中国现代化建设的战略任务,是维护国家安全统一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保障。

　　国防本质是国家一系列国家防务活动。中国近代百年的屈辱史告诉我们国防对国家领土，居民，政府和主权的重要性，军事发展是加强国防的主要手段经济发展也是必要手段，为军事发展提供物质和人才的条件。军事的发展在于国防科技的发展，国防科技与军事和国防是一个国家至关重要的几个方面，军事上的需要促成了国防科技领域的形成与发展；国防科技的发展为军事提供所需要的物质技术手段，在此同时还会促使军事领域不断发生变革，甚至导致出现军事革命；军事上的变革和战争提出了新的需要又会给国防科技发展以新的推动力。国防科技与军事之间相互关系的这种机制或逻辑是一种客观存在的规律。

　　现阶段我国的国防建设的基本道路主要是三个方面：走国防建设与经济发展协调发展的道路。国防建设与经济发展必须是通

　　用性强的军用设施做到军民合用，以提高国防和经济双重效益。加强人才的培养和科技发展。在现在世界的形势下国防成为了各国国策重要方面，中国军费每年呈两位数增长，用于军事科技的研究与军事人才的培养。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从50年代至80年代末，在长达40余年的冷战岁月，美苏两国进行了激烈的军备竞争，两国都执行优先发展国防科技的战略，并要求国防科技部门为军队研制出一批又一批、一代又一代在战术技术性能上超过对方的先进武器装备。在军事需求的强烈刺激下，两国的国防科技发展获得了强大的推动力，达到了极度的繁荣。许多其他国家在这种临战状态下也被迫采取相应的对策加速国防科技的发展。据统计，到80年代中期，世界各国每年的国防科研经费累计高达800~1000亿美元。就这样，在冷战的军事需求的推动下，军事发展进入了军事高技术时代。

　　走投入少，效益高的国防建设道路，走机械化与信息化的发展道路。国家产生以后，为了维护国家的领土主权以及维护和获取国家的根本战略利益，便产生了国防和国家间的战争。为了巩固国防或为了夺取战争的胜利，各国都力图掌握更先进的军事技术手段，于是便组织专门力量研制武器装备，国防科技便由此产生。由于新的武器的发明和使用可以造成军事上的巨大优势，从而使得最幼稚的公理论者，也从手枪战胜利剑的铁的事实中，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国防科技对于军事及战争的重要影响，同时对军事人才的培养各国也是极其重视，开办军校从在校大学生当中

　　选拔有知识和能力的人为军队服务，加快军事发展巩固国防。

　　近些年来，精确制导武器的发展，提高了军队作战的精确度，高技术作战平台，包括地面，海上和空中作战平台的发展更是极大的加强了国防，更是国家政治独立的象征，综合国力的重要体现和军队战斗力的重要体现。近些年来，军用航天装备的发展极大的加强了国家的空中的作战能力，科技更是用与军事装备的发展，例如，电子战装备和计算机网络战武器，自动化指挥系统的发展更是极大的加强了军队作战的灵活性，核武器的发展成为了一个国家地位的象征。化学武器，生物武器，高能激光武器以及粒子束武器等等，各种高技术的武器发展提高了军事科技的力量，加强了国防。

　　军事发展是国防至关重要的方面，在现在复杂的国际环境要求下，发展军事成为了保护国家主权的最有效手段，军事人才的培养表现了一个国家的军队素质，是国家军队作战能力的体现，是保护国家的一个方面，国防在历史上更是极其重要，甚至决定一个国家的存亡。国防和军事发展对国家和个人都是责任。

【篇二】大一军事论文1500字

　　论新形势下中国国防战略

　　关键词： 国际形势 国防政策 军事高技术 军事思想 国防建设

　　一、国际形势

　　冷战结束后，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加快了发展步伐。美国学者昆西·赖特在《战争的研究》一书中指出：“和平乃是许多力量之间的平衡。”多极化的趋势有利于维持大国之间的力量平衡，制约超级大国的霸权，从而为全球的和平与发展创造了必要前提。经济全球化把愈来愈多的国家联结为利益共同体;经贸投资和跨国公司的活动，使各大国之间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一损俱损、一荣俱荣的局面。国际形势继续发生深刻而复杂的变化，和平与发展依然是时代主题，国际形势发展的基本态势保持总体稳定，但不确定、不稳定、不安全因素有所增加。

　　首先，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趋势在曲折中深入发展。国际力量对比正在发生新的变化，大国关系出现新的深刻调整，世界经济出现新的增长，区域合作方兴未艾，各国相互依存加深，求和平、谋发展、促合作已成为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但是，霸权主义和单边主义倾向也有新的发展，围绕战略要地、战略资源和战略主导权的斗争此起彼伏，世界经济发展不平衡加剧，经济安全面临新的问题。

　　其次，军事因素对国际格局和国家安全的影响上升。随着世界新军事变革的加速发展，世界军事力量对比进一步失衡，以军事实力为后盾谋取战略和经济利益的倾向突出。

　　最后，传统和非传统安全问题交织，非传统安全威胁日益严重。因民族、宗教矛盾和边界、领土争端导致的武装冲突和局部战争时起时伏，同时，国际恐怖势力活动频繁，环境污染、非法移民、毒品走私、跨国犯罪以及严重传染性疾病等跨国性问题日益突出。非传统安全威胁具有跨国性、流动性、复杂性、隐蔽性和突然性等特点，已成为影响世界安全与稳定的重要因素。

　　二、国防政策

　　中国把捍卫国家主权、安全、领土完整，保障国家发展利益和保护人民利益放在高于一切的位置，努力建设与国家安全和发展利益相适应的巩固国防和强大军队，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进程中实现富国和强军的统一。

　　新世纪新阶段中国国防政策的基本内容是：维护国家安全统一，保障国家发展利益;实现国防和军队建设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加强以信息化为主要标志的军队质量建设;贯彻积极防御的军事战略方针;坚持自卫防御的核战略;营造有利于国家和平发展的安全环境。

　　中国实行积极防御的军事战略，在战略上坚持防御、自卫和后发制人的原则。

　　适应世界军事发展的新趋势，依据国家安全和发展战略的要求，中国制定了新时期积极防御的军事战略方针。

　　这一方针立足打赢信息化条件下的局部战争。加快建立适应打赢信息化条件下局部战争的作战力量体系。这一方针注重遏制危机和战争。中国始终奉行不首先使用核武器的政策，坚持自卫防御的核战略，不与任何国家进行核军备竞赛。这一方针着力提高军队应对多种安全威胁、完成多样化军事任务的能力。着眼全面履行新世纪新阶段军队历史使命，以增强打赢信息化条件下局部战争的能力为核心，提高维护海洋、太空、电磁空间安全和遂行反恐维稳、应急救援、国际维和任务的能力。这一方针坚持和发展人民战争的战略思想。始终依靠人民建设国防、建设军队，实行精干的常备军和强大的后备力量相结合，增强国家战争潜力和国防实力。

　　三、军事高技术

　　对国家安全战略的影响：在高技术战争条件下，从保卫国家的安全角度来说，仅仅考虑核威胁、核保护战略已远远不够了。航天战略(或宇宙战略)将成为国家战略的重要内容。一个国家的高技术水平是这个国家威慑力量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国家的安全除了有赖于必要的常规武器、核武器外，更加有赖于高技术武器。

　　四、军事思想

　　中国军事思想是中国社会各个历史时期，各阶级、集团及其军事家和军事论著者对于战争与军队问题的理性认识，包括战争观、国防观、作战思想、建军思想、谋略思想、军事发展哲学等，是中国各个历史阶段的战争和军事实践经验的理论概括。

　　中国军事思想是人类军事思想的组成部分，具有军事思想所共有的阶级性、时代性、对抗性和实践性。然而，中国军事思想毕竟根植于中国特有的社会土壤，吸吮着中国特有文化营养，反映了颇具中国特色的军事实践。因此，中国军事思想相对于世界上其他军事思想而言，总体上又有自己的显著特征。

　　中国现代军事思想：

　　1、 在集中力量进行经济建设的同时努力加强国防建设

　　2、 始终不渝地坚持对军队的绝对领导

　　3、 按照“五句话”的总要求全面加强军队建设(五句话：政治合格，军事过硬，作风优良，纪律严明，保障有力)

　　4、 确立新时期积极防御的军事战略方针

　　5、 坚持和发展人民战争的思想，大力加强国防后备力量建设

　　6、 把思想政治建设摆在全军各项建设的首位

　　7、 依法从严治军

　　8、 在继承优良传统的基础上大胆改革创新

　　9、 确立科技强军战略，进一步加强军队质量建设

　　10、积极推进中国特色的军事变革

　　五、国防建设

　　根据国家安全需求和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中国实施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三步走”的发展战略，有计划有步骤地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这一战略构想主要包括：

　　1、国防和军队信息化，积极推进中国特色军事变革，科学制定国防和军队建设战略规划、军兵种发展战略，2010年前打下坚实基础，2020年前基本实现机械化并使信息化建设取得重大进展，21世纪中叶基本实现国防和军队现代化的目标;

　　2、统筹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国防建设要兼顾经济社会发展需要，坚持军民兼容互利，提高和平时期国防资源的社会利用效益;

　　3、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争取到2020年形成一整套既有中国特色又符合现代军队建设规律的科学的组织模式、制度安排和运作方式;

　　4、走跨越式发展的道路，坚持以机械化为基础，以信息化为主导，加快机械化和信息化复合发展。坚持科技强军，发展高新技术武器装备，实施人才战略工程，开展信息化条件下军事训练，全面建设现代后勤，切实转变战斗力生成模式。

　　六、小结

　　儒家思想历来强调“中正仁和”、“仁者爱人”、“内圣外王”、“和为贵”，强调“已所不欲，勿施于人”，“厚德载物”。 中国人历来酷爱和平，反对战争，尤其是厌恶侵略战争。在唐代的“贞观之治”和清代的“乾隆盛世”，中国都是当时世界上力量最强大的国家，但是却不屑于对外诉诸武力搞扩张，而是实行睦邻友好政策，鼓励商贸交流。唐代的长安城内，各国商贾云集，如同当今纽约大都市一般热闹;而举世闻名的“丝绸之路”，更是记载了中国的先辈们孜孜追求“和平发展”的历史轨迹。明朝的郑和七下西洋，最远抵达北非，一路留下的是友谊邦交和货物贸易，却未在海外占领一寸土地

　　人类历史，是一个演绎着战争与和平悲喜剧的巨大舞台，而国家的崛起和民族的振兴，则是贯穿于一幕幕起伏跌宕、蔚为壮观的话剧中最为激动人心的的主题。进入21世纪，经过20多年改革开放的中国绘制出建设小康社会的新蓝图，中华民族正以不可阻挡之势走上伟大的复兴之路。中国，再次成为历史聚光灯下一个鲜活的主角，为全世界所瞩目。

【篇三】大一军事论文1500字

　　摘要：构建和谐世界是推动21世纪人类社会发展的新理念。为实现东亚和谐的长期目标，东亚各国应该采取积极的对策，进一步推进东亚的和平与发展，逐步克服东亚和谐的主要障碍，循序渐进地推进东亚和谐。国与国之间关系和谐是和谐世界的基础，中日和谐是东亚和谐的关键。为实现中日和谐，中日两国都要坚持和平发展的道路，共同发展中日友好，加强中日合作。

　　关键词：东亚和谐;中日和谐

　　一、构建和谐世界与东亚和谐的障碍

　　(一)构建和谐世界是推动21世纪人类社会发展的新理念

　　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东西方对立的冷战格局结束以来，和平与发展成为世界的两大主流，东亚基本上保持了和平与发展的局面。半个世纪多的和平与发展彻底改变了东亚落后的面貌，使东亚成为继西欧和北美之后的世界上第三个最为发达的地区。其中，日本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实现了高速经济增长，亚洲“四小龙”和东南亚先后在70年代和80年代实现了经济起飞，中国自80年代末开始改革开放以来，也实现了前所未有的高速经济增长。和平与发展给东亚带来了前所未有的繁荣与进步，各国都得到了最大的好处和实惠，进一步实现持久的和平与繁荣，已成为东亚各国人民的共同愿望。以此为背景，中国在建设和谐社会的基础上，及时提出了构建和谐世界的主张。

　　2005年4月22日，中国胡锦涛在亚非峰会演讲，正式提出了中国构建和谐世界的主张，说要“倡导开放包容精神，尊重文明、宗教、价值观的多样性，尊重各国选择社会制度和发展模式的自主权，推动不同文明友好相处、平等对话、发展繁荣，共同构建一个和谐世界。”2005年9月15日，胡锦涛在联合国成立60周年首脑会议上发表演说，系统阐述了中国关于和谐世界的政策主张。胡锦涛说：“文明多样性是人类社会的基本特征，也是人类文明进步的重要动力。在人类历史上，各种文明都以自己的方式为人类文明进步做出了积极贡献。存在差异，各种文明才能互相借鉴，共同提高;强求一律，只会导致人类文明失去动力，僵化衰落。各种文明有历史长短之分，无高低优劣之别。历史文化、社会制度和发展模式的差异不应成为各国交流的障碍，更不能成为相互对抗的理由。”“我们应该尊重各国自主选择社会制度和发展道路的权利，相互借鉴而不是刻意排斥，取长补短而不是定于一尊，推动各国根据本国国情实现振兴和发展;应该加强不同文明的对话和交流，在竞争比较中取长补短，在求同存异中共同发展，努力消除相互的疑虑和隔阂，使人类更加和谐，让世界更加丰富多彩;应该以平等开放的精神，维护文明的多样性，促进国际关系民主化，协力构建各种文明兼容并蓄兼容的和谐世界。”其后，胡锦涛在参加各种国际会议期间，又多次说明了中国的和谐世界理论，并呼吁亚洲各国携手建设一个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亚洲。

　　2007年10月15日，胡锦涛同志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政治报告中谈及中国“始终不渝走和平发展道路”时，又详细阐述了中国构建和谐世界的政治主张。胡锦涛同志说：“共同分享发展机遇，共同应对各种挑战，推进人类和平与发展的崇高事业，事关各国人民的根本利益，也是各国人民的共同心愿。我们主张，各国人民携手努力，推动建设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为此，应该遵循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恪守国际法和公认的国际关系准则，在国际关系中弘扬民主、和睦、协作、共赢精神。政治上相互尊重、平等协商，共同推进国际关系民主化;经济上相互合作、优势互补，共同推动经济全球化朝着均衡、普惠、共赢方向发展;文化上相互借鉴、求同存异，尊重世界多样性，共同促进人类文明繁荣进步;安全上相互信任、加强合作，坚持用和平方式而不是战争手段解决国际争端，共同维护世界和平稳定;环保上相互帮助、协力推进，共同呵护人类赖以生存的地球家园。”。

　　中国构建和谐世界的政策主张顺应了世界要和平、人民要合作、国家要发展、社会要进步的时代潮流，体现了中国对世界和平与繁荣的真诚期望，表达了中国诚心诚意与世界各国特别是东亚各国共谋稳定、共求发展的坚定决心，在国际社会引起了广泛的反响，得到了许多国家的理解和支持。

　　构建和谐世界是推动21世纪人类社会发展的新理念，是在更高层次上建立全新的国际秩序，其目标是超越国境疆界，在世界范围内实现真正的合理、正义与公平，使世界各国真正地团结一心，相互友好，和睦相处，共同发展，共同进步。毫无疑问，这样一个理想的和谐世界需要世界各国的共同努力和长期建设，并非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尤其是在国际政治形势因意识形态分歧、宗教信仰不同特别是霸权主义作祟而日趋动荡不安的情况下，构建和谐世界还要克服很多的障碍，一步一步地向前推进。

　　(二)东亚和谐的主要障碍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经过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东亚虽然基本上保持了和平与发展的局面，但从和谐世界方面看，尚存在着一些影响和谐的障碍，主要表现在如下四个方面：

　　1历史上的积怨和矛盾

　　日本经明治维新实现“富国强兵”以后，走上了以武力对外扩张的军国主义道路，先后发动了日清战争、日俄战争、侵华战争和太平洋战争，给东亚各国人民造成了严重的灾难，留下了巨大的创伤。战后以来，日本政府虽然多次就战争问题向东亚各国道歉，表示了反省的态度，但由于军国主义残余和右翼势力的影响，日本政府的道歉和反省总是敷衍了事，一直没有深刻认罪的态度，多次在历史问题上伤害东亚各国人民的感情，引起东亚各国人民的愤怒和不满。特别是小泉在执政期间一再参拜靖国神社，更使中日、韩日关系笼罩了冰冷的气氛。这种历史上的积怨和矛盾，无疑是东亚和谐的最主要障碍。

　　2现实利益的冲突与矛盾

　　东亚各国不仅在社会制度、经济体制以及历史文化传统、意识形态和价值观等方面有所不同，而且在经济社会的发展阶段、发展水平、发展道路等方面也有很大的差异。由于东亚各国不仅在国内经济社会的发展目标、发展战略等方面明显不同，而且在对外关系和外交政策方面也都追求各自国家利益的最大化，因此，在东亚各国的相互关系中，就不时出现各种现实利益的冲突与矛盾。另外，由于历史的原因，东亚还存在着各种各样的问题，其中朝鲜半岛存在着南北分裂的问题，中国存在着台湾问题，日俄之间存在着北方领土问题，中日之间存在着钓鱼岛归属和东海划界的问题，日韩之间存在着日本方面称之为“竹岛”、韩国方面称之为“独岛”的领土归属问题，围绕中国的南海，中国与东南亚有关国家之间存在着领海争议的问题。上述问题都是一触即发的敏感问题，经常因为各种因素的引发而激化，也是东亚和谐的主要障碍之一。

　　3来自区域外的不和谐因素的影响

　　美国虽然不是东亚国家，但美国作为世界上惟一的霸权国家，却千方百计地维护其在东亚的利益，经常插手和干预东亚问题。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情况看，在东西方对立和美苏争霸的冷战时代，美国不仅利用日本和韩国以及东南亚各国对苏联和中国实行封锁和包围，而且直接发动了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挑起了台湾海峡冲突，给东亚留下了许多不好解

　　决的后遗症。冷战结束以后，美国虽然提防日本对其经济霸权的挑战，但面临中国的崛起，美国却把中国视为其在东亚乃至世界上最主要的竞争对手。以此为背景，美国对东亚各国的态度亲疏有别，战略有打有拉。其中，日本仍然是美国在东亚最主要的盟国，韩国和东盟都是美国积极争取和利用的对象。对于中国，美国采取了既利用、又遏制的双重战略，并千方百计地诱导中国经济、社会改革向西方化、美国化的方向发展。与此同时，东亚各国为了各自的利益，也都高度重视美国的作用，在相互关系中都打“美国牌”。尤其是日本，多年来一直明确地把日美关系作为其外交的基轴，并宣称依赖美国的“核保护”，防御所谓的来自东亚其他国家的“威胁”。这种来自区域外的不和谐因素，不仅是造成以往东亚不和谐的主要-因素，对今后的东亚和谐也将继续产生不利的影响。

　　4东亚和谐尚无制度性的保障和支持

　　和谐世界必须以相应的国际法为依据。现在，东亚虽然有10+3对话机制和东亚峰会机制，但10+3对话和东亚峰会都是论坛性质的，其发表的宣言和声明对各成员都不具有约束性。另外，中、日、韩三国虽然都参加了《东南亚友好条约》，各成员的行为受到了一定的约束，但《东南亚友好条约》并不是东亚和谐条约，其所规定的行为准则主要是和平与友好的准则，而不是东亚和谐的准则。从经济区域化、一体化方面看，第九次10+3领导人会议和首届东亚峰会虽然以明确提出了东亚共同体的发展目标，但各方对东亚共同体尚有不同的理解，其出发点、范围和发展道路等都需要进一步探讨。而且，在东亚自由贸易区尚需时日的情况下，东亚共同体的建立需要更长的时间，从现在的情况看，其发展至少是2020年或2030年以后的事情。这意味着以构建东亚和谐为宗旨的东亚和谐条约的制定还有很多不确定的因素。

　　(三)东亚和谐的基本道路

　　千里之行始于足下。为实现东亚和谐的长期目标，东亚各国应该在达成共识的基础上，共同采取积极的对策，进一步推进东亚的和平与发展，逐步克服东亚和谐的主要障碍，循序渐进地推进东亚和谐，这是实现东亚和谐的基本道路。

　　根据东亚和谐的主要障碍，东亚各国要共同努力，尽快消除历史上的积怨和矛盾，化解现实利益的冲突与矛盾，排除区域外不和谐因素的影响，并从长计议，共同探讨和制定东亚和谐条约。为此，根据中国胡锦涛在前述讲话中所提出的积极而具体的建议，东亚各国应该在现有的和平与发展的基础上，在下述方面共同努力：

　　第一，坚持互信协作，维护和平稳定，建立东亚新型安全架构;

　　第二，坚持相互借鉴，促进各种文明共同繁荣，实现各国共同发展;

　　第三，坚持多边主义，奉行开放包容，加强区域内外合作;

　　第四，坚持互利共赢，继续深化经济合作，推动东亚自由贸易区、东亚共同体和东亚一体化的发展。

　　二、东亚和谐的基础和关键

　　(一)国与国之间关系和谐是和谐世界的基础和前提

　　如果说双边关系是国际关系的基础和出发点，那么国与国之间的和谐就是东亚和谐的基础和出发点。现在，除个别国家间尚未建立外交关系以外，东亚各国间大都建立了外交关系，在经济、政治、文化等领域开展合作的同时发展了相互友好关系。以此为基础，各国应该进一步努力，实现国与国之间关系和谐，进而实现东亚和谐。

　　各国外交的基本原则，大都包括维护和平、发展友好关系的内容。然而，各国在国际交往中是否真正地履行了这一基本原则，其具体的外交活动是否充分地体现了和平与友好，却并不尽然。特别是一些追求霸权的国家，他们在口头上虽然也标榜“友谊”或“友好”，但实际上往往是以强凌弱，以富欺贫，试图建立以自己为中心的国际秩序。例如，日本当年侵略东亚各国时，就打出了“大东亚共荣圈”的幌子。可见，所谓的“友谊”或“友好”都是靠不住的，只有实际行动才是最重要的。因此，就像“朋友有信”即相互信任是朋友间深厚友谊的基石一样，国与国之间要像朋友一样地关系和谐，各国就必须以实际行动开展诚信外交并努力使其他国家对自己的外交诚信放心，感到满意和认可。这意味着国与国的关系和谐和人与人的关系和谐一样，也存在着一个对实际行动满意和认可即“服”的问题，满意和认可就相互服气，不满意、不认可就互不服气。在人与人的关系中，所谓“服”，就是一个人对另一个人的诚信及其人品、道德等方面的满意和认可，可以放心地交朋友。在国与国的关系中，所谓“服”，就是一国对另一国的外交诚信及其国体、民风等方面的满意和认可，可以放心地友好往来。无论人与人之间还是国与国之间，服，就相互信任，同心同德，进而关系和谐;不服，就互不信任，离心离德，进而关系别扭。由此可见，服乃是国与国关系和谐的基础和前提，也是世界和谐的基础和前提。

　　要建设和谐世界，各国之间都要相互服气才行，这是没有疑问的。然而，从矛盾的主要方面看，国与国关系中的“服”的主要内容是小国对大国服，弱国对强国服，穷国对富国服。无论是全球性的大国、强国、富国，还是区域性、次区域性的大国、强国、富国，都要努力做到使小国、弱国、穷国服。只有这样，才能实现国与国之间的和谐，进而实现国际社会的和谐，建立和谐世界。

　　国与国关系中的“服”有理想状态的服、半理想状态的服和不理想状态的服。其中，理想状态的服是信服、佩服、敬服、心服、心服口服、心悦诚服;半理想状态的服是叹服、折服、从服、顺服、跟服、口服;不理想状态的服是臣服、屈服、畏服、口服心不服。理想状态的服是高层次的服，最容易实现和谐世界;不理想状态的服是低层次的服，不能实现和谐世界。

　　使小国、弱国、穷国对大国、强国、富国的服达到理想状态的服，并在此基础上构建和谐世界，这应该是世界各国共同努力的目标。为此，大国、强国、富国必须在下述方面以身作则，使小国、弱国、穷国真正对自己的外交诚信及其国风、民风等感到满意和认可：

　　第一，不称霸。近代世界史的经验反复说明，一个国家成为大国、强国、富国之后开始称霸，甚至挑起战争，以武力征服小国、弱国、穷国，乃是世界不得安宁的根源。以武力征服世界是帝国主义的逻辑，这样所建立的国际秩序，只能使小国、弱国、穷国对大国、强国、富国产生低层次的服，其最终结果必然是不服，从而使以武力维持的国际秩序难以维系，走向崩溃。以武力征服世界只能实现低层次的服、不理想状态的服，靠经济力、财富力征服世界充其量也只能实现中等层次的服，半理想状态的服，这是现代世界的基本事实。要真正实现高层次酌服，理想状态的服，所有的大国、强国、富国在国际关系中都必须彻底实行不称霸的基本原则，做到不炫耀实力，不耀武扬威，不以强凌弱，不以大欺小，不仗势欺人，不以富侮贫。

　　第二，主动与小国、弱国、穷国友好相处。在现代国际社会中，威胁世界和平、破坏安定秩序的主要势力不是来自小国、弱国、穷国，而是来自大国、强国、富国。小国、弱国、穷国没有威胁大国、强国、富国的军事力、经济力、财富力和文化力，经常担心大国、强国、富国的侵略、渗透和威胁，所以在对外关系方面，一般都主动采取与大国、强国、富国修好的战略，以确保自己的国家安全。然而，小国、弱国、穷国与大国、强国、富国的关系是否和谐，这不取决于小国、弱国、穷国的态度，而是取决于大国、强国、富国的态度。小国、弱国、穷国主动与大国、强国、富国修好，这很难使其体会到大国、强国、富国的外交诚信，充其量只能使其对大国、强国、富国产生中等层次的、半理想状态的服，不易实现国与国关系的和谐。只有大国、强国、富国主动与小国、弱国、穷国友好相处，小国、弱国、穷国才能真正体会到大国、强国、富国的外交诚信，对其产生高层次的、理想状态的服，易于实现国与国关系的和谐。

　　第三，主动与小国、弱国、穷国开展合作。国际合作是各国为实现同一目标的共同行动或共同努力，是实现国与国之间相互交流、相互理解、相互信任、相互友好的重要途径。国际合作不仅有助于小国、弱国、穷国经济、社会的发展，而且有助于小国、弱国、穷国改善与大国、强国、富国的关系，从而确保其和平的外部环境，实现其国家安全。因此，小国、弱国、穷国大都对国际合作寄予较高的期望。然而，国际合作能否真正而有效地开展起来，其主动权不掌握在小国、弱国、穷国的手里，而是掌握在大国、强国、富国的手里。因此，大国、强国、富国应该主动地与小国、弱国、穷国开展合作。只有这样，小国、弱国、穷国才能够对大国、强国、富国的外交诚信感到满意和认可，对其产生高层次的、理想状态的服，从而实现国与国关系的和谐。

　　第四，主动援助小国、弱国、穷国的经济、社会发展。小国、弱国、穷国的经济、社会发展大都处于落后的状态，实现经济、社会的发展，乃是其共同的心愿。然而，由于各方面条件的限制，小国、弱国、穷国一般都很难依靠自己的力量来改变其经济、社会发展的落后面貌。在这种情况下，只要大国、强国、富国主动地伸出援助之手，帮助小国、弱国、穷国改变经济、社会发展的落后状态，就不仅能实现各国经济、社会的共同发展和协调发展，而且能够使小国、弱国、穷国对大国、强国、富国的外交诚信感到满意和认可，对其产生高层次的、理想状态的服，从而实现国与国关系的和谐。

　　(二)中日和谐是东亚和谐的关键

　　2004年4月24日，中国胡锦在博鳌亚洲论坛发表演说时说，地区大国应该对本地区和平与发展负有更大的责任，欢迎本地区大国在区域合作中发挥更为积极的建设性作用。中日是东亚的两个大国，在世界也有举足轻重的影响。2007年12月28日，胡锦涛在会见访华的福田首相时说，发展长期稳定、睦邻友好的中日关系，实现和平共处、世代友好、互利合作、共同发展的大目标，既是两国人民的共同心愿和期待，也是两国领导人和政治家的共同责任和使命。因此，要实现东亚和谐，必须实现中日和谐，这是实现东亚和谐的关键。

　　中日两国一衣带水，有2000多年友好交往的历史，相互学习，相互借鉴，促进了各自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在古代，日本一直是学习中国先进的生产技术和先进的思想文化，促进了经济社会的发展。在生产技术方面，自秦汉以来，中国的种稻、植桑、养蚕、纺织、冶炼等生产技术相继传到日本;在思想、文化方面，隋唐以后，日本学习和引进了中国的汉字、儒学、佛教、典章和艺术。在日本经过明治维新迅速发展以后，中国也开始学习日本近代的科学技术和民主进步思想，马克思的《资本论》和《共产党宣言》等，当初就是参考日文版本翻译和介绍到中国来的。当时，中国民主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先生开展的革命活动，曾得到许多日本友人的支持与帮助。后来，周恩来、鲁迅、郭沫若先生等先后在日本学习和生活，也同日本人民结下了深厚情谊。

　　然而，1894―1945年，中日两国经历了50年左右的战争。在2000多年的历史长河中，50年虽然是暂短的一瞬，但却给中日两国人民的心灵留下来巨大的创伤。当时，不仅中日两国处于战争敌对的状态，东亚各国也都掀起了反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抗日战争。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东亚虽然迎来了和平，但日本政府在20世纪70年代初之前一直追随美国反苏反共的政策，长期采取敌视和包围中国的政策，中日两国处于外交中断的不正常局面。与此同时，围绕50年代初爆发的朝鲜战争，60年代后期爆发的越南战争，中日两国继续处于不战不和的对立局面，整个东亚也笼罩在冷战的铁幕之下。

　　197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以后，以《中日联合声明》(1972年2月)、《中日和平友好条约》(1978年8月)和《中日联合宣言》(1998年11月)三个政治文件为基础，中日关系迎来了正常发展的新阶段。特别是1978年中国改革开放以后，中日两国交往频繁，经贸关系、文化交流和人员往来都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扩大和增加。2007年，中目贸易额由1972年的11亿美元增加到2360亿美元，中国首次成为日本最大的贸易对象国，两国友好城市多达233对，人员往来超过500万人次。由此，中日两国经济上相互促进、相互依存的关系不断加深，政治上相互信任、相互友好的关系也不断加强。以中日友好为基础，再加上冷战时代结束，东亚各国的友好关系迅速发展，东亚真正迎来了和平与发展的新局面。

　　1997年10+3机制形成以来，中日韩三国领导人定期会晤对推动东亚合作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东亚各国从2000年起开始共同研究东亚自由贸易区和东亚共同体，就是一个最有力地证明。然而，2003―2006年，因为众所周知的原因，中日关系一时出现了所谓“政冷经热”的不正常局面。结果，中日两国领导人的相互访问中断了4年之久，2005年在APEC和10+3领导人会议期间的例行会晤也被迫中断了。“政冷”不仅影响了中日关系的正常发展，引发了两国间的一些不愉快的事件和有害无益的争端，而且给东亚合作也带来了明显不利的影响。以2005年12月同时召开的第九次10+3领导人会议和首届东亚峰会为例，由于中日、中日韩领导人会谈被迫中断，韩国总统卢武铉也拒绝与小泉首相会谈，会议自始至终笼罩了不和谐的气氛，致使中日两国围绕东亚自由贸易区和东亚共同体的分歧难以弥合，东盟各国无所适从，两个会议都未能取得预期的进展。在小泉首相之后，经过安倍首相的“破冰之旅”、温家宝的“融冰之旅”，中日两国确立了“基于共同战略利益的互惠关系”即战略互惠关系;经过福田首相的“迎春之旅”和胡锦涛的“暖春之旅”，中日两国战略互惠关系的内容更为丰富，中日关系“花明柳暗又一村”，再现了继续发展的广阔前景。

　　历史经验证明，中日两国是和谐则互利双赢，不和谐则两败俱伤。不仅如此，中日和谐还直接影响到东亚和谐，即中日和谐则东亚和谐，中日不和谐则东亚也不和谐。可见，中日和谐完全符合历史潮流和两国人民愿望，也是亚洲和国际社会的殷切期盼。以中日两国战略互惠关系的建立和发展为契机，中日两国应该共同努力，实现中日和谐，并通过中日和谐，共同推动和实现东亚和谐。

　　三、中日和谐的途径

　　根据和谐世界对大国、强国、富国的要求，中日两国都必须反对霸权主义，走和平发展的道路，并积极开展中日合作，只有这样，才能实现中日和谐。

　　(一)中国坚持和平崛起的发展道路

　　中国是一个拥有13亿人口的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也是一个正在崛起的大国。中国崛起改变了世界经济格局和政治格局，在世界上引起了各种各样的猜测，其中日本就流行所谓的“中国威胁论”，这是日本继“中国崩溃论”之后对中国的又一误解。从世界历史特别是世界近代史看，包括英国、美国、俄国、法国、德国、意大利以及日本在内，一些大国崛起后大都称王称霸，要求按自己的利益建立新的世界秩序，其中德国、意大利和日本甚至挑起世界大战，妄图用武力重新分割世界，对国际社会造成了严重的威胁，给人类生存带来了巨大的灾难。因此，日本散布的“中国威胁论”有一定的市场，东盟各国就担心中国崛起会损害他们的经济利益和政治利益。然而，中华民族有爱好和平的历史传统，饱受帝国主义侵略之苦的中国在崛起后决不会走一些国家称霸世界的老路。

　　从历史上看，中国的传统文化一直是强调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平衡与和谐，强调“人与天地万物一体”，主张四海之内皆兄弟”。因此，中华民族历来追求“天人合一”的精神境界，信奉和厉行“中庸之道”，强调用“仁”和“道”来调节人与人、人与自然以及国与国的关系，一直与周边国家和睦相处。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国集中精力建设自己的国家，一直奉行和平友好的外交政策，力争保持和平的国际环境，从未威胁过任何国家的安全。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又多次宣布不称霸，即使将来即使强大了也永远不称霸。不仅如此，面对历史上遗留下来的边界问题，中国政府一直本着“尊重历史、维持现状”的原则，以最大的诚意，通过谈判与有关国家合理地解决了大部分边界划定问题。对于钓鱼岛、东海、南海等有争议的领土、领海问题，中国也反对诉诸武力的做法，主张搁置争议、共同开发。

　　中国在新世纪初迅速崛起以后，又及时提出了“和平崛起”的发展道路，宣布中国将坚定不移地走和平发展道路，既通过维护世界和平来发展自己，又通过自身的发展来促进世界和平。和平崛起作为中国的一项带有根本意义的国家战略，这既是中华民族的需求，也是中华民族对世界的贡献，意味着中国发展是和平的发展、合作的发展、开放的发展，其目的是为人类和平与发展的崇高事业做贡献。为此，在推动国内发展方面，中国将坚持实施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积极而真诚地同各国开展交流与合作，实现共同发展;在维护世界和平方面，中国将继续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同各国友好相处，实行与邻为善、以邻为伴的周边外交方针，奉行强不执弱、富不侮贫的睦邻、安邻、富邻的周边外交政策。

　　中国坚持和平崛起的发展道路，意味着中国不会走历史上一些霸权国家的老路，中国强大既不会妨碍包括日本在内的任何国家的发展，也不会威胁包括日本在内的任何国家的安全，这是中日和谐的有利条件和根本保障。

　　(二)日本走和平发展的道路

　　日本帝国主义以武力征服世界的霸权主义行径虽然得逞于一时，建立了所谓的“大东亚共荣圈”，但难逃历史的惩罚，最后以彻底的失败而告终。日本帝国主义发动的侵略战争，不仅给中国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也给日本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广大日本人民对军国主义的侵略战争也是深恶痛绝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日本制定了放弃战争的和平宪法，走上了和平发展的道路，经过经济恢复、高速增长和稳定增长，迅速发展为世界第二经济大国，从和平发展中得到了最大的好处。日本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是非常深刻的，侵略战争和霸权主义的道路走不通，和平与发展才是日本惟一的出路。

　　中国改革开放以后，日本通过扩大对华贸易和对华投资，在推动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也从中获得了最大的好处。实践证明，中国经济迅速发展虽然对日本提出了挑战，但更多地是提供了机遇。尤其是2002年以来的日本景气复苏，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得益于“中国特需”的推动。因此，在和平与发展方面，日本应该实现与中国的和谐与共同发展。为此，根据中日战略互惠关系，日本首先要彻底摈弃霸权思想的残余和拎战思维，正确地总结和对待历史教训，彻底反省给中日两国人民带来深重灾难的侵华战争。诚然，中日邦交正常化以来，日本政府和日本领导人多次在历史问题上表明态度，公开承认侵略并对中国表示了深刻的反省和道歉。对此，中国政府和人民给予了积极的评价。现在和今后的问题是，日本政府要以实际行动体现有关表态和承诺，不再伤害中国人民的感情。

　　其次，日本要彻底摈弃“中国崩溃论”和“中国威胁论”。20世纪90年代中期中国经济增长减速以后，由于中国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出现了一些问题，遇到了一些困难，日本国内开始流传“中国崩溃论”;新世纪初中国经济开始新一轮高速增长，国际经济地位迅速提高以后，日本国内又开始流传“中国威胁论”。从表面上看，“中国崩溃论”似乎是日本对中国的“过小”评价，“中国威胁论”又似乎是日本对中国的“过大”评价，但从本质上看，这两种看法的背后都是霸权主义思想残余和冷战思维的影响在作祟。其中，“中国崩溃论”是部分右翼势力希望看到中国经济崩溃、国家分裂和社会主义垮台的结局，“中国威胁论”则是部分右翼势力担心中国强大，试图阻碍中国崛起。从历史的发展规律看，中国强大是任何力量都阻止不了的，日本为了自己的强大而诅咒和害怕中国的强大不仅是徒劳的，而且不利于日本清除霸权思想的残余和冷战思维，不利于日本走和平发展的道路。

　　另外，日本不宜争夺东亚合作的领导权。日本作为东亚第一经济大国，在贸易、投资和政府开发援助方面都对东亚经济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这是应该肯定和鼓励的。日本也应该在现有基础上进一步努力，为东亚合作做出更大的贡献。然而，自2001年中国一东盟自由贸易区走在了日本一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前面以后，日本就一直担心会失去东亚经济联合的主导权，在FTA/EPA方面采取了冷落和包围中国的政策。与此同时，尽管中国一再表示不争夺东亚经济合作的领导权，但日本政府却不时摆出了与中国争夺领导权的架势，一再声称日本应该在东亚经济联合中发挥主导作用，要争取主导权。现在，10+3领导人会议和东亚峰会已经开辟了东亚合作的道路，确立了东亚自由贸易区、东亚共同体和东亚经济一体化的发展方向。为此，东亚各国应该平等协商，共同努力，日本也要放下经济大国的架子，与东亚各国友好合作。

　　(三)发展中日友好。加强中日合作

　　根据胡锦涛访日与福田康夫首相签署的《中日关于全面推进战略互惠关系的联合声明》，中日关系对两国都是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之一，两国对亚太地区和世界的和平、稳定与发展有着重要影响，肩负着庄严责任，长期和平友好合作是双方唯一选择，中日两国必须共同努力，实现中日两国和平共处、世代友好、互利合作、共同发展的崇高目标。为此，今后中日两国应该在以下五大领域构筑对话与合作框架，开展合作：(1)增进政治互信;(2)促进人文交流，增进国民友好感情;(3)加强互利合作;(4)共同致力于亚太地区的发展;(5)共同应对全球性课题。在全面开展上述合作的过程中，中日两国不仅要努力消除双边关系的主要障碍，加强相互理解、相互信任和相互支持，扩大中日交流与中日合作，把两国关系发展到中日和谐的新高度，而且要共同推动东亚自由贸易区、东亚共同体和东亚经济一体化的发展，进而实现东亚和谐。

　　应该强调的是，在全球特别是东亚FTA迅速发展的情况下，双边自由贸易已经成为东亚经济联合的主要内容和基本形式，是走向东亚自由贸易区、东亚共同体和东亚经济一体化的过渡和桥梁。为此，中国政府在积极发展FTA的同时，已经主动建议了中日FTA，这不仅体现了中国对中日关系的高度重视，也体现了中国对推动东亚自由贸易区、东亚共同体和东亚经济一体化积极姿态。现在，在中日两国努力构筑战略互惠关系的新形势下，日本政府应该尽快放弃在FTA/EPA方面孤立和包围中国的错误政策，改变回避中日FTA的消极态度，尽早启动中日FTA的进程，使中日FTA成为中日合与中日和谐的象征，成为中日两国共同推动东亚合作与东亚和谐的重要行动。

【篇四】大一军事论文1500字

　　科学认识非战争军事行动, 深化我军非战争军事行动的理论研究, 对于全面履行新世纪新阶段我军的历史使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近年来, 军事学界对非战争军事行动理论的研究不断深入, 成果颇丰, 但由于研究角度、侧重点不同, 在某些问题上还存有争议。关于非战争军事行动理论的研究, 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非战争军事行动概念的提出

　　目前, 我国学者一致认为非战争军事行动的概念由美国最早提出, 但对概念提出的具体时间认识不一。张炜在《美军非战争军事行动理论的兴起和“中止”》一文中提出非战争军事行动概念最早见于1991年11月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制定和颁发的第一号联合出版物《美国武装部队的联合作战》, 该出版物指出:“非战争行动, 包括除战争以外所有运用军事力量的军事行动。”“在所有非战争行动中, 我们的目标同样是促进国家安全, 扞卫国家利益。” 朱之江认为, 非战争军事行动是美军全维作战中的一部分, 与战争行动构成一对基本军事行动范畴, 是美军1993年版《作战纲要》 (FM100—5号野战条令) 中首次提出的 。该纲要专辟“非战争行动”一章, 较全面、系统地论述了非战争行动的理论意义、原则、行动类型等。在郭炎、杨军主编的《美军非战争军事行动研究》一书中, 对于非战争军事行动概念提出的时间有两种说法, 一是美国国防部在1993年公布的《防务全面审查报告》中提出美军不仅要善于实施战争行动, 还要善于实施非战争军事行动;二是出自于1993年9月美军颁布的《联合作战纲要》 (JP3—0) :“非战争军事行动包括的范围很广, 这种军事行动要使用国家力量中的军事手段, 但又不是去实施通常与战争相关的大规模作战行动”。

　　总之, 非战争军事行动是冷战结束后美军发明的一个军事术语。一般认为, 非战争军事行动的概念最早出现于1991年11月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制定和颁发的第一号联合出版物《美国武装部队的联合作战》, 而1993年版的《作战纲要》则具体阐述了非战争军事行动的概念。

　　二、关于非战争军事行动概念的内涵

　　美军在1993年版的《作战纲要》中首次为非战争军事行动制定了理论原则, 但却没有确切阐述非战争军事行动概念的内涵, 此后的一些条令对非战争军事行动有着不同的定义, 但内容大同小异。直至1997年版的《联合作战纲要百科词典》中, 美国参联会将非战争军事行动列为正式词条, 解释为包括除了战争以外所有军事行动的军事能力的应用, 非战争军事行动可作为其他国家力量工具使用的补充。

　　我国学者对非战争军事行动概念的内涵, 主要是从三种角度进行定义的。第一种基本上沿用了美国1997年版的《联合作战纲要百科词典》中对非战争军事行动的定义, 主要是从非战争与战争的区别上进行定义的 。如张炜认为, 非战争军事行动是指除战争以外的军事行动范畴内使用军事力量的行动, 能够被用于补充任何其他国家力量手段, 可在战前、战中和战后发生 。第二种主要是依据《现代汉语词典》中关于“战争”、“军事”、“行动”的规范解释。如谢丹认为, 非战争军事行动是指除武装斗争之外的与军队和战争相关的各种具体活动。通俗地讲, 只要不是武装冲突, 所有为达成一定政治目的而展开的军事行动都可归入非战争军事行动之列 。第三种主要是基于战略目的来理解非战争军事行动的内涵。如朱之江认为, 非战争军事行动是指以防止战争, 消除冲突, 促进和平与稳定, 支持行政当局为直接目的, 针对非军事力量难以完成的任务, 在公认的“战争”水平或国际法标准之下使用军事力量的一种军事实践活动 ;肖天亮认为, 非战争军事行动是指为了达成一定的政治目的, 使用军事力量, 以非暴力或有限暴力手段遂行的非战争事态的军事活动 ;汪书敖、汪书轩认为, 非战争军事行动实质上是指世界或国家范围内总体处于非战争状态时期, 武装力量为维护国家利益而实施的一种非暴力性的战略性军事行动 ;在张爱华主编的《非战争行动》一书中, 强调非战争军事行动是指武装力量为实现某种政治、经济或军事目的而采取的不具有战争性质的军事行动。可以看出, 对非战争军事行动的定义, 共同点在于认为非战争军事行动与战争行动有着本质区别, 不同点则在于对非战争军事行动的目的、实施手段、运用场合等有着不一致的表述。

　　三、关于非战争军事行动的性质

　　汪书敖、汪书轩认为, 非战争军事行动的本质属于军事斗争的非暴力性, 主体力量只能是国家武装力量而不是别的力量, 其战略目的是维护国家安全和发展利益, 主要运用于人类社会处于和平状态与危机状态时期, 是一种战略手段, 是武装力量维护国家安全和发展利益的战略运用, 而不是一般的军事行动 。肖天亮认为, 非战争军事行动属于硬实力的“软运用”, 其表现方式是通过逐步释放战争能量, 对抗程度和强制性都较低, 但同样能够实现一定的政治目的。软实力释放战争能量的方式可分为非对抗性释放和对抗性释放 。类似的观点还有, 刘小力、陈友献认为非战争军事行动的本质特点在于:其前提是在非战争状态下实施的行动, 主体是军队或以军队为主其他力量参与的力量, 目的在于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 保卫人民和平劳动与生命财产安全、维护国际和平与稳定, 以及消除危机、遏制战争, 行动的对象是应对因国家间或人为的某种矛盾激化而导致的恶性突发事件和危机 。上述分析立足于非战争军事行动与战争行动的区别, 都强调了非战争军事行动的战略性, 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非战争军事行动特有的性质。但有些问题仍然有待进一步探讨, 如非战争军事行动究竟是非暴力性还是低暴力性, 目前还没有确切的界定;非战争军事行动可能涉及平时、危机和战时的非战斗行动, 在分析非战争军事行动的性质时, 应考虑到这些因素。

　　四、关于非战争军事行动的特点

　　朱之江将非战争军事行动的特点归纳为内在冲突比较明显, 对进攻性武力手段的使用有着严格的控制, 对象十分复杂, 往往需要依靠特种部队, 成本普遍低于战争行动 。尤光旭认为, 非战争军事行动具有任务特殊、政治性强, 任务紧急、复杂多变, 任务繁重、力量多元, 任务多样、专业性强, 任务突然、实战性强等五个特点 。易巧平等人认为, 非战争军事行动呈现出常态化趋势, 具有广域性、突然性和国际性等特点 。刘向阳等人将非战争军事行动的特点归纳为五点, 分别是专属性、非暴力性、战略性、多元性、政策性 。在王明武等着的《非战争军事行动》一书中, 将非战争军事行动的特点归纳为具有行动的突然性、准备的仓促性、快速的机动性、任务的艰巨性。齐敬岩认为, 非战争军事行动任务多样、协调要求高, 突发性强、任务转换快, 社会关注度、透明度高, 危险性强, 考验官兵意志 。显然, 学者们从不同角度对非战争军事行动的特点进行的归纳, 大都突出了政治性、复杂性、多变性三大特点。如何更全面、更准确地概括非战争军事行动的特点, 同样需要进一步研究。

　　五、关于非战争军事行动的指导原则

　　在1995年《非战争军事行动联合纲要》中, 美军明确提出了六条用以专门指导非战争军事行动的原则, 分别是目标原则、统一原则、安全原则、克制原则、坚持原则、合法性原则。我国学者对非战争军事行动指导原则的理解与美军所提出的原则既有联系又有区别, 主要有以下几种代表性观点。一些学者认为, 非战争军事行动指导原则包括依法行动、快速反应、靠前指挥、密切协同、协力保障等。王美权、陈龙认为, 非战争军事行动必须站在战略全局的高度, 紧紧围绕党和国家的中心任务, 把国家和人民的利益作为最高准则, 立足国情民情军情, 树立远大的战略眼光, 以敏锐的政治头脑谋划全局, 整体运筹、军地兼顾、趋利避害、科学决策、果断指挥、通过行动的准确性和及时性确保胜利 。肖天亮认为, 遂行非战争军事行动应以国家利益为准则, 服从国家战略目的;与其他领域斗争密切配合, 提高斗争效益;灵活高效地运用各种非战争军事斗争手段;根据需要妥善处理和调控各种军事危机 。刘从良认为, 一是要在着眼全局大势中搞好科学筹划, 牢牢把握非战争军事行动的正确方向, 二是要在适应特点要求中搞好科学指导, 努力确保非战争军事行动的质量效益, 三是要在注重协调配合中搞好科学统筹, 积极营造非战争军事行动的和谐环境, 四是要在加强人文关怀中搞好科学激励, 大力增强官兵执行非战争军事行动的凝聚力 。上述指导原则强调了非战争军事行动的政治性、合法性、联合性等, 这无疑是正确的, 但在具体表述上也有待达成共识。

　　六、关于非战争军事行动的样式

　　根据美参联会1995年的《非战争军事行动联合纲要》, 美军将非战争军事行动划分为16种基本类型。由于涵盖面广, 我国学者对非战争军事行动的样式研究还不够深入, 划分的标准也不尽统一。

　　朱运伟认为, 非战争军事行动分为威慑与反威慑、军事冲突和危机控制、反恐与防暴三大类 。刘小力、陈友献将非战争军事行动分为军事威慑行动、反恐维稳行动、边境封控行动、强制维和行动、海空安保行动和核生化防护与救护行动等 。刘向阳等人认为, 非战争军事行动的样式包括军事威慑、军事外交、边海空防斗争、建立禁区、软战攻击、军贸军援、维和行动、反恐行动、反黑缉毒、难民监管、武装护送、消除核生化污染、军事管制、民事支援、掩护撤侨、危机处理等。国防和军队建设本身就是非战争军事行动的形式 。

　　上述观点对非战争军事行动的划分过于笼统, 肖天亮则从较具体的角度对非战争军事行动进行了划分, 将其概括为:从环境和状态看, 可分为平时的非战争军事行动、危机时的非战争军事行动和战时的非战争军事行动;从暴烈程度上看, 可以分为包含使用或威胁使用武力的非战争军事行动和不包含使用或威胁使用武力的非战争军事行动;从行动区域看, 可分为在国内遂行的非战争军事行动和在国外遂行的非战争军事行动 。此外, 还有学者就非战争军事行动中的法律、政治工作等问题展开了研究, 丰富了我军非战争军事行动理论, 对开展非战争军事行动具有一定的指导作用。在我国面临非传统安全威胁不断增多的情况下, 军队作为国家安全重要的战略资源, 发挥其在非战争军事行动中的主体作用, 既是国家战略的需要, 又是军队在和平时期的特殊使命。因此, 更加系统、深入地研究非战争军事行动理论, 不断深化对非战争军事行动的认识, 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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