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统之乡土懒人|乡土已转型，文学如何转身？
“那些被书店束之高阁的没有炊烟、牛粪、蒿草、坑土味道的乡村叙事，是否属于中国的乡土和乡土的中国？我始终心存疑虑。写作者与庄稼汉之间的鸿沟，注定了文学表达与农村现实之间的割裂。”天津作家秦岭在其新作《皇粮钟》的后记中如是写道。“我在乡村生长了20年。最近五六年阅读乡土题材的小说时，感觉非常厌倦。不是对小说的厌倦，而是觉得与心灵太远。”中国青年政治学院中文系副教授梁鸿近年来一直做乡土文学方面的课题，这两年的寒暑假里，她在家乡的村庄住下，感受，体验，做调查，希望与乡村现实更近一点，“为什么我做这件事？最根本的原因是我不满足文学与现实的关系。我一直想，当代乡土文学的审美与现实之间，是不是有某种困境？作家与当代乡村现实之间的距离到底有多远？”在近日由中国青年政治学院、人民大学文艺思潮研究所、《当代作家评论》杂志社共同主办的“乡土中国现代化转型与乡土文学创作学术研讨会”上，她提出这样的疑问。
在中国的文学版图上，乡土和乡村无疑是个绕不过的话题。随着现代化进程的逐渐深入，乡土正在发生巨大转变，这种转变影响着社会方方面面，包括文学创作，一些作家和评论家们不约而同地开始对当下中国乡土题材写作存在的问题进行深入剖析和思考。
乡土文学，一个概念已然终结？
“我在几年前就有一个看法，可能会遭到置疑。我认为，从写作对象来看，作为一个整体性的文学现象，中国的乡土文学已经终结了。”在“乡土中国现代化转型与乡土文学创作学术研讨会”上，作家格非这样说。
“中国的传统文学中没有‘乡土文学’的概念，我们有田园诗，古代的长篇小说基本是城市市民生活经验，但没有对农业文化居高临下的观察和判断。‘乡土文学’是现代性眼光和启蒙主义价值观的产物，从鲁迅和文学研究会开始，他们以启蒙主义的眼光打量中国，笔下的乡土大多是破败的，封闭的，乡土的人物是愚昧和麻木的。上世纪30年代沈从文式的乡土描写，则把乡土看作是精神的故乡，理想的家园，创造了‘乡土文学’的另外一种范型。再后来从左翼文学到延安文学，是‘乡土文学’的革命书写，这是截止上世纪70年代末，乡土文学的三个主要类型。”评论家张清华这样梳理乡土文学的发展轨迹。
而从上世纪80年代后期，以作家莫言的“红高粱”系列为代表，乡土文学的格局出现大变化:“乡土文学的认识论基础由社会学、阶级论变成文化哲学和人类学。‘乡土文学’变成了广义的历史文化或者农业经验的一种书写，传统意义上的‘乡土文学’也就终结。”张清华如此解释他所理解的“终结”。
他认为，“在鲁迅的小说《风波》、《故乡》里，不管是苦难还是理想，都是把乡村作为单一的自足的景观来书写的。但现在的作品，通常是把乡村文明放在与城市文明的对话中来书写，乡土经验的完整性已经消失，支持乡土文学的潜在性的完整的经验体系已经被破坏。”
但在梁鸿看来，只要乡村存在，“乡土文学”就不会消失。对中国作家而言，“乡土”永远是个无法回避的话题，“中国乡村的任何一种变化，都会波及到城市，其实在全球化的语境中，中国一直是一个‘乡土中国’，北京、上海、广州这样的大都市，其实也只是乡土背景中的都市。”河南作家李洱认为。虽然这“乡土”确实已经与传统意义上的“乡土”相去甚远。
模糊的乡土，退避的文学
传统的乡土日益远去，现代化转型对乡村的影响和改变，在今天看来也并不像上世纪80年代初期预想的那样乐观。“‘乡土中国’及八亿农民仍是最底层的存在，生存问题，身份问题，现代与传统的冲突问题，社会转型过程中的挤压与不公正等等，以前所未有的矛盾、冲突方式存在，并影响着乡村生活与传统文化心理结构。更具体来说，‘现代化转型’这一政治实践在乡土中国呈现出的是矛盾、纠结的态势，是一个巨大问号式的存在。”梁鸿说。所以一提起乡土，众人不约而同地提到“破碎”、“消逝”等词语。而随着价值观、消费观与城市的趋同，传统意义上的乡土概念也日益模糊。
这一转变和复杂的存在给作家的写作带来巨大挑战，“上世纪80年代初期，大家都比较明朗，一定要走现代化道路。但现在，传统与现代不再是简单的单向度的关系，面对沦陷的乡村，作家无法回答这么重大的问题。”“但这里恰恰有一个巨大的叙述空间，是文学可以大有作为的地方。可很多作家笔下仍然只是文化原型的乡村，他们对现实的乡村问题，持相对回避的态度。”梁鸿表示。
回避的背后，是大多数作家对当下的乡村没有足够的了解，“大多数作家在写乡村的时候，靠的是记忆、良知、想象和才华，但在书写当代乡村的时候，仅凭这些肯定是不够的。跟这些同等重要的，是你对写作对象的了解和理解。关于当代乡村生活、乡村变革的必要的知识应该进入我们的知识系统。这之后，你才可以发言。”李洱说。“但很多人写农村，是为了写自己的那点乡愁，把农村当成与城市相对立的一种文化范畴来写。他们对农民的心理不了解，对农村基层政权的运作模式不了解，对农村伦理关系出现的变化不了解。”乡土题材作品的难以书写，还在于其变得日益复杂和模糊的价值判断，“用传统文明反对现代文明，进行道德判断比较容易。但今天，文化视野中的乡村书写变得犹疑含混，乡村世界的伦理道德、文化秩序，还有生活方式、对大自然的记忆，都发生了深刻改变，这很难说是进步或者倒退，变革还是破坏。作家无力对今天中国的现实作出把握，无力在他的书写中表达明确的立场。”张清华表示。
“一些作家还是用简单化的历史观去看待乡村，没有提供给读者新的历史视野和观察，并没有有效地揭示乡土经验，所以读者会觉得这类题材的写作乏善可陈。”梁鸿说。
“我们的国家处在由乡村为中心的社会结构，向城市为中心的社会结构转换的过程之中，整个民族正在发生深刻变化。作家有责任用宽阔的视野，深刻的历史意识，去记述这一过程，但现在我们还是比较缺乏这种整体宏观的把握。”张清华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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