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愈和柳宗元]韩愈和柳宗元是政敌更是好友

[韩愈和柳宗元]韩愈和柳宗元是政敌更是好友

  编者按:韩愈和柳宗元并称“韩柳”,曾共同倡导了唐代的古文运动,并成为一生的好朋友。

  韩愈著名的《师说》被后世广为流传,但在当时却遭到很多人的嘲笑,可柳宗元却始终支持韩愈的观点;韩愈负责修撰国史,想逃避责任之时,又是柳宗元给了他重重的一击。

  他们在患难中升华友谊,在交流中传递温暖,从而成为中国文化史上的一个亮点。本期《晨报讲堂》的堂主康震就为您解读韩愈和柳宗元的友谊。

  唐宪宗元和元年(806年),34岁的柳宗元因为参与“永贞革新”,被贬往湖南永州。

  此时的柳宗元正担任永州司马员外置同正员,正六品的品级,表面看上去是个官,实际上却是个被流放的罪犯。由于他这种极为特殊的身份,昔日的很多朋友、同事担心受到牵连,对他是避之惟恐不及。

  不过,也有这样一个人,无论是在柳宗元春风得意之时,还是在他被贬之后,始终能够与他交流情感、讨论学问,并与柳宗元成为一生一世的好朋友。这个人是谁呢?他就是韩愈。

  韩愈和柳宗元曾是同事

  韩愈与柳宗元的朋友关系可以追溯到他们参加科举考试的时候。

  唐德宗贞元三年(787年)至贞元十二年(796年),韩愈一直在长安参加科举考试以及博学宏词科考试。在此期间,柳宗元也在长安参加科举考试。虽然他们不是同一科的考生,但彼此之间是比较熟悉的,何况韩愈连续考了四次,已经是非常著名的考生了,而且文章的名气也是有的,所以他们作为诗文之友的关系在那个时候就开始了。

  唐德宗贞元十九年(803年)前后,柳宗元和韩愈都在御史台担任监察御史,成为同事。从宽泛的意义上来说,他们既是同学,又是同事,更是朋友。

  这里需要对韩愈和柳宗元的微妙关系做一些必要的交代。其实,他们的这种朋友关系主要是在诗文创作领域,在政治方面却没有太多的共同语言,或者说,柳宗元在政治上所受到的器重与当时韩愈所受到的待遇并不对等。

  当时,柳宗元与革新集团的首领王叔文的关系十分密切,而韩愈却与王叔文等人的关系比较疏远,对王叔文等人为政的风格以及做人的品质也颇为不满,所以从某种程度上来说,韩愈和柳宗元原本是政敌关系。

  虽然当时韩愈的地位较低,但是在王叔文等人看来,他也许会在未来成长为对革新派有威胁的人物,所以就防患于未然,找个由头将韩愈贬得远远的。

  韩愈和柳宗元差一个辈分

  虽然柳宗元与王叔文走得很近,但并未影响他与韩愈之间的关系。可以说,后人之所以将韩柳并称,就是因为他们之间缘分多多。[NextPage]

  第一,韩愈和柳宗元共同倡导并开创了唐代的古文运动、儒学复兴运动,他们是首屈一指的领袖人物,所以并称;

  第二,在古文运动、儒学复兴运动中,韩愈和柳宗元都以卓越的才华创作了大量流传千古的文章,是中唐时期首屈一指的大散文家、大诗人,也是唐代两位最重要的哲学家,所以并称;

  第三,韩愈和柳宗元年龄相近,不仅认识,而且非常熟识,还都有被贬的经历。

  所不同的是,韩愈先后被贬两次,但被贬的时间较短,起起落落;而柳宗元却一贬不起,最终死在被贬地柳州。但即便是在被贬的漫长岁月里,韩愈与柳宗元的通信也从未中断,始终保持着思想的交流,所以并称。

  而且,韩愈和柳宗元还有一层不为人知的关系。韩愈虽然年长柳宗元五岁,但是两个人却差了一个辈分。因为韩愈的兄长韩会与柳宗元的父亲柳镇有交往,是很好的朋友。所以柳宗元给韩愈写信时,总是很谦虚地称呼韩愈为“丈”,就是前辈、长辈的意思。

  柳宗元赞同《师说》的观点

  柳宗元虽然被贬之后长期不在中原地区,但是他跟韩愈之间是声气相投的。

  韩愈写下名满天下的《师说》之后,遭到很多人的嘲笑。因为在唐代,门第、血统依然是士人走向仕途很重要的门径,读书求教、好为人师则为贵族士大夫们所不齿。而十年之后,远在永州被贬之地的柳宗元对韩愈的观点是坚决支持的。

  当时,有一位名叫韦中立的年轻人专门从长安奔赴永州拜会柳宗元,希望拜他为师,学习古文。柳宗元在给韦中立的信中就以韩愈为例,说韩愈奋勇不顾世俗的目光,敢于触犯众人的忌讳,甘愿承受他人的讥笑和侮辱,才写了《师说》这篇文章。

  由此可见,柳宗元非常赞同韩愈《师说》中的观点,只是采取的形式有所不同。

  其实,早在长安的时候,就有很多人拜柳宗元为师,向他学习文章写作。现在被贬永州,他虽然不愿意背负一个勇于为师的名义,但在实际上,他用自己的行动呼应了韩愈的要为人师表,要将古文之道传授给更多读书人的号召。

  柳宗元曾狠狠批评韩愈

  作为唐代的两位著名思想家,韩愈和柳宗元的交流在“心有灵犀”的默契之外,也并不都是风平浪静的。

  唐宪宗元和九年(814年)元月二十一日这一天,柳宗元给韩愈写了一封信,在信中,他对韩愈冷嘲热讽,毫不留情。到底是什么事情让柳宗元如此大动肝火呢?

  事情还得从韩愈官职的变动说起。唐宪宗元和八年(813年),朝廷任命韩愈为比部郎中兼史馆修撰,负责修撰国史。可韩愈接到这个任命之后却噤若寒蝉。

  说起来道理并不复杂,做史官的第一要求是要尊重历史,但如果你要尊重历史,那么皇帝的看法和宰相的看法跟你的看法不可能完全一样。你是坚持真理,还是维护皇权?这样一种巨大的矛盾,在韩愈的内心反复翻滚,这是他畏惧做史官的根本原因。

  当时有个叫刘轲的秀才给韩愈写了一封祝贺信,韩愈在给刘秀才的回信中说了自己的心情,同时也把这封信寄给柳宗元一份。信的意思大概是说,史官不是轻易能做好的。朝廷给我这个职位就是看我年纪大了,又没有其他才能,想着好歹给我个位置,让我能够享受一些俸禄就够了。

  柳宗元一看这封信,十分生气,在给韩愈的回信中说:接到你的信,“私心甚不喜”。难道说你认为宰相让你做史官,就是为了给你个头衔,让你干领俸禄吗?如果是这样的话,我觉得你不应该在那儿待着。一个真正有志向的人,怎么能够等到让别人来督促自己才想到要尽职尽责呢?

  柳宗元在这封书信里一语中的,凡是承担了那个职责,就要坚守那个职责所代表的道义与原则,如果要改悔,就不如立刻离开那个职责的岗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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