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个留学生容闳】容闳：“留学生之父”
2006年4月，胡锦涛访问美国耶鲁大学发表演讲时提到“156年前，一位名叫容闳的中国青年走进了耶鲁大学校园，4年后他以优异的成绩获得了文学学士学位，成为毕业于美国大学的第一个中国留学生。此后，一批又一批中国青年来到耶鲁大学求学。”演讲中提到的这位中国青年，就是开创了留学教育事业先河的容闳。
留学耶鲁
1828年，容闳出生于广东省香山县南屏村一个普通农民家庭。南屏村与澳门相距不到4英里。澳门是西方人最早在中国办学的地方。由于家境贫困，容闳的父母托人将7岁的容闳送到西方人办的学校里寄读。18岁那年，教会学校的布朗校长因身体原因要回美国，临行前他将班上的3个学生带走，其中之一就是容闳。
读完中学后，容闳想在美国读大学，经费却一直没着落。他的资助学校提出，如果容闳愿意签字立据，保证毕业后回中国当传教士，可以给予奖学金。容闳的愿望却是学成之后要“利用一切机会为中国谋福利”，认为签署这样的“志愿书”，“不利于促进实施我造福中国的计划”，因而毅然拒绝这项助学金。1850年夏，容闳在布朗校长的帮助下联系到了一个慈善组织，在这个组织的资助下进入耶鲁大学学习。在耶鲁大学，容闳每天都刻苦用功，虽然预修不充分，但他学习刻苦，英文论说连续获得第一名，因此受到了“异常器重”，即使校外人也常“青眼相向”。为了解决经费问题，容闳在校谋求职业，为同学们办过伙食。后来，他又获得耶鲁大学兄弟会图书管理员的职位，得以半工半读，完成了4年学业。由于当时留学的中国人少之又少，他毕业的时候，很多人参加毕业典礼就是为了看一看这位优秀的中国毕业生。
采办机器
抱着“学成归国，有所设施”的热忱，容闳放弃了居留美国的机会。1860年，容闳和两位美国传教士一起来到了南京，拜见了当时太平天国运动中的干王洪仁玕。他把自己深受西方文明教育的所能贡献的才能，归纳为七项建议，即建设现代军事、政治、经济、教育的方针大计：“设立武备学校，以养成多数有学识之军官”；“建立海军学校”；“颁定各级学校教育制度，以耶稣教圣经列为主课”；“设立各种实业学校”。此外，还包括“组织平民政府”；“组建科学化的军队”；“建立银行体系”等。当时太平天国政权已风雨飘摇，领导集团腐化堕落，血腥内讧。洪仁玕给容闳封了太平天国的“四等爵位”，但容闳把官印原样奉还。他将太平天国与埃及石人首相比，认为革命的愿望和败坏的道德只能“促其灭亡”，而不能实现他的理想，大失所望，落魄离开。[NextPage]
1863年，在旧识张斯桂的引荐下，容闳拜见了对他这一生有“知遇之恩”的曾国藩。曾国藩希望他能够带兵打仗，容闳拒绝了。他怀着“以西方之学术灌输于中国，使中国日趋于文明富强之境”的想法。但是，他知道要在这个时候提出兴办教育的计划是不合时宜的。后来，趁着洋务运动兴起之机，容闳向曾国藩提出了兴办“制造机器之机器”的计划，得到了曾国藩信任和支持。曾国藩令他出国采办机器设备。容闳往返历时将近两年，采买的机器安全抵达上海，充实了曾国藩规划、李鸿章负责的江南制造局。因为采办机器之功，曾国藩保奏容闳为五品实官，命他协助管理江南制造局。这个标志着中国近现代工业开端的制造局，成为了容闳实现梦想的起步之处。
容闳向曾国藩建议在江南制造局内设兵工学校，招收中国学生，教授机器工程的理论与实验，培养自己“完全独立操作”的工程师和机械师及所需的技术人员，其后成效显著。这让容闳部分实现了他“教育兴国”的梦想。他觉得离他的终极梦想近了，便不失时机地提出要从中国学童中选派优等子弟出国留学，“造就人才，以备他日国家之用”。
幼童出洋
容闳一直抱有“予既受此文明之教育，则当使后予之人，亦享此同等之利益”的愿望，刚一回国就设想了官派留学生计划，在得到曾国藩的赏识后，终于有机会得到位高权重者的支持。
1870年6月，曾国藩、丁日昌被派处理天津教案，容闳为译员。容闳再次提起留学教育计划，丁日昌趁机向曾国藩奏报，得到曾国藩的首肯，并由曾国藩、李鸿章、丁日昌等联名上奏。1870年冬，清政府批准留学计划。容闳回忆说：“这实在是一个令人欢乐的极好消息，中国教育工程至此成为一个真真切切的事实，这在中国历史上开创了一个新纪元。”之后，官费派遣留学生的计划得以落实，任命容闳为出洋副委员，主抓幼童选派和监督事务。
1871至1875年间，在容闳克服种种困难的运作下，一共有4批共120名幼童出洋。他们的费用全部由政府负担，回国安排工作，现在看来简直是做梦也难得的美事，但当时没有家长愿意把孩子送到大洋彼岸的“野蛮番邦”，并且一去就是15年。容闳这个总负责十分为难，报名的幼童几乎没有一个是世家权贵之弟，大多出身寒微。到美国后，容闳采取了前卫的管理方式，让幼童两人一组分散居住在志愿报名的当地家庭，使孩子们感受到家庭温暖，并且更加迅速地融入美国社会。这些幼童一到美国就以惊人的速度克服语言障碍，成为各校中最优秀的学生。
中美之间巨大的文明落差导致孩子们做出清政府认为“大逆不道”的举动：他们几乎都脱了长袍马褂穿西装，个别胆子大的剪了辫子，跟主人去教堂受洗信“异教”，见了清廷留学生长官不行三跪九叩之礼。留学监督陈兰彬、吴嘉善对此大为焦虑，屡次和容闳激烈争论，还写信向李鸿章告状。朝中保守派听说幼童在美被容闳纵容得“腹少儒书，德性未坚，尚未究彼技能，先已沾其恶习”，纷纷主张撤回留学生。1881年6月，清廷下令将全部留学生撤回。
这些留学生回国初期因“奇装异服”、“不识礼仪”，饱受排挤和谴责，被随意发配到与所学专业根本不搭边的行业。但他们凭着真才实学，迅速成长为近代中国的中坚力量。这其中有铁路工程师詹天佑、开滦煤矿矿冶工程师吴仰曾、北洋大学校长蔡绍基、清华大学首任校长唐国安、民国开国总理唐绍仪、交通总长梁敦彦、外交家欧阳庚，还有多名加入海军，在甲午战争中殉国。容闳送出去的学生，归来后无论才干、见识、人品，都堪称一世俊杰。
容闳的留学教育计划，虽然半途夭折，但他打开了留学教育的大门。此后，清政府不断地派人去国外学习。1877年福建船政局的船政学堂开始派学生留学欧洲，去法国学习造船理论和技术，去英国学习驾驶，并于1882年、1886年分批不断派遣。19世纪末20世纪初，官费、自费留学生大批到世界发达国家学习，容闳开创的留学事业成为一股不可阻挡的潮流。他以一人之力带动一批，以一批影响一代，以一代造福一国的留学教育，为封闭的中国打开了通向世界的大门，开创了留学教育的先河，培养了一批批富国强兵的栋梁之才，深刻影响了中国近现代历史的进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