彩票有假吗语文有假 鸡汤有毒！让人大跌眼镜的课本"怪象"

【彩票有假吗】语文有假 鸡汤有毒！让人大跌眼镜的课本"怪象"

　　语文课本里的“毒鸡汤“

　　语文教育的“真假”之争

　　教育部前新闻发言人、语文出版社社长王旭明多次提出，当前语文教育需回归“语”和“文”。当前的“假语文”错将语文当做思想品德课、表演课，对文章思想内涵过度挖掘，偏离了语言运用的目标。王旭明概括“真语文”为：真教、真学和真评。他认为，现在的语文教育存在很多的“假语文”。“《再别康桥》是诗人徐志摩对友人和情人的怀念，有些老师非得说它表达了诗人热爱祖国、热爱故土的情感。这就是明显的‘假语文’。”

　　这不是真假语文之论首次现于舆论，在此之前，频频就教育问题发言的王旭明的真假语文论，就已引发各方回应，呼应者有之，争议者亦有之：

　　【正方：理当突出“语”和“文”】

　　语文作为我国最重要的教学科目，不过是一门工具学科，教学目的就是为了让国人掌握基本的认字、发音、写字、审美与创作。可是，越来越多的“深挖中心思想”让语文脱离了学科工具的层面，而变成了教育工具。不妨来看看语文课本中那些已被揭穿的“谎言”：爱迪生不光是发明家，还是外科手术家；邱少云身带手榴弹、爆破筒，还能在火海里树立高大全的英雄形象……这些所谓的正能量故事，都是王旭明所讲的远离“真语文”的课文。

　　此外，近些年来，为了达到某种中心思想的正确，大量优秀的课文也被删了。比如，鲁迅的一些杂文以及《水浒传》里的章节几乎被删光，就连《背影》也因为文中的横穿马路行为违章、不符合正确的中心思想，也被删了。固然，任何国家的语文教材都需要与时俱进，但被正确的中心思想左右的语文教材，也确实淡化了学科教育的本质，也污名化了一些有文学价值的作品。

　　让“真语文”回归，不仅要让语文课文回归文学价值，还要让我们的基层教师都明白语文教学的真正目的。

　　【反方：没思想的语文更可怕】

　　确实，语文课不是思想品德课，不能只为了挖掘思想而学习。那么语文是什么？难道仅仅是“语言文字课”？果真如此，那这样的语文课堂也就成了一碗白开水。

　　王旭明举了一个例子：就《斑羚飞度》来说，老师都把教学重点放在了老斑羚牺牲自己来成全小斑羚飞跃悬崖的这种无私、伟大的母爱上，这样讲解，就偏离了教学规律。那么我想请问，如果让王旭明来当教师，如何讲解这篇课文？仅仅告诉孩子们这篇课文有多少生字生词的好句需要学会？

　　语文的最大魅力是什么？就是用语言文字来创作有思想意境，或传播科学道理的文章。任何人的写作，都不可能只是语言文字的运用[NextPage]

　　当然，语文挖掘中心思想，不应该走极端。我们不能为了教育孩子，就把中心思想“挖地三尺”，非要生硬地去牵连。但是，在语文课上，我们除了要让学生知道语言的运用，也要让他们通过文章懂得常识，明白事理。如果只是研究语言、学习生字，还需要寒窗苦读10年吗？

　　是的，我们确实有专门的思想品德课，但是这门课已经沦落成了什么，想必王先生本人也是知道的。在应试教育指挥棒之下，思想品德课也仅仅是个摆设。好在还有语文补缺。

　　“雷人课本”盛行背后是伪造崇高？

　　当然，在真假语文争论中，不论持哪种观点，有两种理念应该是双方的共识。一是语文教育的应试化，确实妨碍了语文教育应有的工具性与人文性的实现。二是，语文教育虽然应具有开放性，不为标准答案所限定，但语文教材包括教师所教，“真”应该都是必需的。这或是这场争论中最该关注的共识，亦是语文教育改革应该坚持与放大之处。

　　长期以来，我们的文化中有一种扭曲的“文以载道”、“文以载政”的传统，为了说教的需要，就主题先行，人为地编造历史和故事。甚至认为这种作伪在对孩子的教育上是天经地义的。另外，对于所谓的权威，中国人几乎从来不敢说不。似乎进了教材的就是不容置疑的经典，从而对那些道貌岸然的“伪崇高”全盘接收。

　　【实例：闻一多醉书忘婚】

　　教材原文：闻一多读书成瘾，一看就“醉”，就在他结婚的那天，洞房里张灯结彩，热闹非凡。大清早亲朋好友都来登门贺喜，直到迎亲的花轿快到家时，人们还到处找不到新郎。急得大家东寻西找，结果在书房里找到了他。他仍穿着旧袍，手里捧着一本书人了迷。怪不得人家说他不能看书，一看就要“醉”。

　　《百年潮》资料现实：《闻一多的婚姻和爱情》-李凌(1945中文)中写道：

　　闻一多回故乡浠水结婚时，提出不祭祖、不行跪拜礼、不闹洞房等条件，父母可能约略知道他心里的委屈，所以同意。结婚那一天，一早起来他又钻进书房看书，家里人硬是生拉硬拽才给他理了发，洗了澡，换了衣服，但一转眼他又不见了。当外面鼓乐齐鸣，鞭炮震天，迎新的花轿已抬着新娘回来时，却到处找不到新郎，原来他又钻到书房看书了。大家七手八脚，连推带拉，才把他拥到前厅举行了婚礼。闻一多的这种态度，也可以说是对父母包办婚姻一种无可奈何的消极抵抗。

　　揭秘语文课本删改“潜规则”

　　篇幅过长，改！与主流思想相左，改！不符合普通语法规则，改！涉黄涉暴，改！

　　在课堂上，老师们对语文课本进行着各式各样的剖解，甚至是肢解，但很少人注意到，语文教材里的课文本身就经历了教材编写者手术刀的加工。据统计，语文教材里的文章超过半数都是经过改动的。从挑选文章到教材的成型，一篇作品可能需要繁复的工序，才能进入学生们的书本中。或是删改，或是增润，教材编写者需要顾及多方面的因素，比如文章的某些细节，比如学生的接受能力。其中的大部分是符合学生的成长规律的，但也有一些删改并没有必要，甚至对学生的思想成长不利。由此可见，教材编写者的素质对于教材的编写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而从新中国成立到现在，人民教育出版社编写并出版了数十套语文教材，这些教材本身便刻上了六十多年来无数风雨的烙印，从中亦可瞥见许多观念演变的痕迹。[NextPage]

　　被删改和恢复的“出浴的美人”

　　朱自清的散文《荷塘月色》是高中教材中的必读课文，学过这篇作品的人都会记得它馥郁悠远的文风和许多极富柔情与笔力的描写。他在描绘荷叶之间的百花时写道，“正如一粒粒的明珠，又如碧天里的星星，又如刚出浴的美人。”这三个比喻共同构成了一个非常明丽优柔的博喻，但在教材编写之初的五十年代，这样的描写无疑会有“涉黄”之嫌，过于直露的刻画对于那时候的中学生来说，也许超出了他们的观念所能接受的范围。于是编写教材的叶圣陶不顾及朱自清的女性情结，毅然将最后一句删掉。事实上，《荷塘月色》里不止这一处经过了叶圣陶的删改。在描写采莲的习俗时，朱自清还追溯到六朝时候，引用了梁元帝的《采莲赋》，其中有句“妖童媛女，荡舟心许。”这样的艳歌丽舞也同样超过了划定的界限，于是也一并被减除。而在数十年之后，这位“出浴的美人”又被恢复到课文里面，艳歌也重新出现在学生们的视线中。即便如此，每每讲到这里，语文老师们也倾向于简单略过，而不给同学们联想开去的机会。

　　无独有偶，文言文《口技》也经历了类似的删改。原来，在“妇人惊觉欠身”自后，“既而儿醒，大啼”之前，小两口还亲热了一番，“(妇人)摇其夫语猥亵事”“初不甚应，妇摇之不止，则二人语渐间杂，床又从中戛戛”。这样的“限制级镜头”无疑难以逃过编写者的眼睛。除此之外，初三课本节选自《红楼梦》的《葫芦僧判断葫芦案》中，与薛蟠抢女人不成，反赔了性命的冯渊竟然是同性恋。被删除的片段说，“(冯渊)酷爱男风，不喜女色。这也是前生冤孽。”

　　从这些或多或少“涉黄”的案例中，我们或许可以看到，教材的编写者经历了从封禁到解禁和开放的过程。从被删改到恢复，“出浴的美人”可以说见证了这种观念的演变，但相比之下，《口技》和《葫芦僧判断葫芦案》势必要经历更久的演变进程，才有可能逃脱教材编写者的紧闭。

　　除了“涉黄”，还有许多的标准，稍不注意，就会犯下一些政治错误，比如朱自清的《背影》中父子之间的眷恋与愁绪曾遭受知识界批判，被认为是“渲染小资产阶级颓废情调”。而教材本身作为一种教育的素材，它的功能也经历了演变。在文革时期，它不可避免地受了政治的影响。而在改革开放之后，它才逐渐地回归正轨。随着时代的变化，越来越多当年的禁忌成为常识，有些内容被恢复，但也有些并没有。人们也逐渐达成了一个共识，那就是，语文教育不是政治教育，也不是简单的文字教育，而语文课本必须与这种教育的功能相呼应。

　　“改头换面”的萧红和鲁迅

　　除了上述这些“涉黄”的案例，还有一些删改是编写者根据作品的长度进行的节录，比如《火烧云》和《少年闰土》，这两篇文章是从萧红的《呼兰河传》和鲁迅的《故乡》两篇小说里分别选取出来并重新加上了题目。如果不是《黄金时代》的上映和萧红知名度的蹿升，可能很少人会留意到那篇《火烧云》的作者竟然是这位奔波于战火之间的女作家所写。只是这种节录存在着一定的危险，甚至变成断章取义，让学生们对于作者的真正意图有了错误的判断。

　　这未免是对作者的不尊重。原本是萧红回忆童年故乡河流的生命记忆，寄寓了作者复杂的忧思与悲惋，其中还有批判与嘲弄，却被截取某个片段而变成了一篇充满童年趣味的小品文。原本是鲁迅为了塑造一位底层劳动人民的悲苦形象以及背后深远的文学寄托，到了《少年闰土》里变成了怀念童年好友的散文，原文里那些少年与中年的对比，以及时间的流逝，都消失不见了。也许文本并没有经过文字上的改动，但将其从一个更大的结构中提取出来而不加说明之后，它本身的意义也就发生了变化，这些都是中小学生无从而知的，他们也无法体会到作者的真实意图和背后的情感寄托。除此之外，包括归有光的《项脊轩志》等都曾有过被“断尾”的悲惨经历，甚至也改变了整篇文章的本意，原本的家族背景被认为是宣传封建思想而被割弃，只剩下怀念亡妻的“感伤情调”，让归有光的笔力转入阴柔。[NextPage]

　　由此，也引发出一个问题：到底如何改动才是合理的？无可否认，我们必须用课文的标准而不是作品的标准去衡量一篇文章，为了学生更好地接受和吸收，适当的改动不可避免。但教材编写者必须要对文学作品有着基本的认识和尊重，否则，对作品的理解不深或误读，都会背离原作的意旨，甚至破坏原作的独特性和丰富性。另一方面，很多时候，现在的编写者并没有对删改进行一定的注释，让学生们产生了错误的认识。而在在五十年代，改动的标准实际上非常严格，虽然删改非常普遍，但编写者的素质非常高，其中又以著名教育家叶圣陶为首。在修改之后，叶圣陶甚至会与原作者交流，比如茅盾、巴金和丁玲，这其中经历了无数的心血。相比之下，如今的教材编写者未必会有这样的素质和精力。

　　拿什么拯救你，我的语文书

　　编辑将精彩当冗余

　　我们的小学语文，量少质差。所编的课文，多是大大低于小学生认知水平的。有时也选了名家的文章做课文，但又对文章大加删改。

　　如老舍《北京的春节》，原文是：“按照北京的老规矩，过农历的新年(春节)，差不多在腊月的初旬就开头了。‘腊七腊八，冻死寒鸦’，这是一年里最冷的时候。可是，到了严冬，不久便是春天，所以人们并不因为寒冷而减少过年与迎春的热情。在腊八那天，人家里，寺观里，都熬腊八粥。这种特制的粥是祭祖祭神的，可是细一想，它倒是农业社会的一种自傲的表现--这种粥是用所有的各种的米，各种的豆，与各种的干果(杏仁、核桃仁、瓜子、荔枝肉、莲子、花生米、葡萄干、菱角米……)熬成的。这不是粥，而是小型的农业展览会。”选入教材之后，变成了这样：“照北京的老规矩，春节差不多在腊月的初旬就开始了。“腊七腊八，冻死寒鸦”，这是一年里最冷的时候。在腊八这天，家家都熬腊八粥。粥是用各种米，各种豆，与各种干果熬成的。这不是粥，而是小型的农业展览会。”把原文中的“可是，到了严冬，不久便是春天，所以人们并不因为寒冷而减少过年与迎春的热情。”“这种特制的粥是祭祖祭神的”以及“各种干果”后面的“(杏仁、核桃仁、瓜子、荔枝肉、莲子、花生米、葡萄干、菱角米……)”删掉了。其实，这三句话恰恰是原文的精彩之处，是最不该删的。删去之后，原文的情感性、生动性以及文化意味都没有了，文字变得干巴巴的。

　　陶行知曾对当时的语文教科书提出批评，说：“中国的教科书，不但用不好的文字做中心，并且用零碎的文字做中心，每课教几个字，传授一点零碎的知识。学生读了一课，便以为完了，再也没有进一步追求之引导。我们读《水浒》、《红楼梦》、《鲁滨孙漂流记》一类小说的时候，读了第一节便想读第二节，甚至从早晨读到夜晚，从夜晚读到天亮，要把它一口气读完了才觉得痛快。中国的教科书是以零碎文字做中心，没有这种力量。

　　“营养不足”是主要问题

　　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国际传播学院院长唐晓敏教授认为：

　　当下的语文教材内容过于浅薄，是语文教学的主要问题。这个问题不解决，只是在教学方法上打转转，意义是很有限的。这些年来，语文搞了多次的教改，各种思想，各种教育理念，各种教学的方法，你方唱罢我登场，语文教育却没有什么明显的改观，原因当然是多方面的，但其中的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语文课本内容单薄的问题没有解决。

　　语文教改，更应该考虑尽快解决教学内容“营养不足”的问题。语文教材的分量，应该是目前教材的5倍，甚至是10倍。若一时之间无法大幅度地改变语文教材的编写观念，丰富教材的内容，则需要将课外书籍以及参考读物引进课堂。语文学习中的阅读，不仅仅是一种“吸收”或“输入”，同时也是学生丰富心灵，提升境界，完善人格的过程，而这又对学生的写作能力的提高有重要的意义。这也就是韩愈所说的：写作需要养气，“气盛则言之短长与声之高下皆宜”。在这方面，深圳吴泓的语文专题性教学和山东韩兴娥的“海量阅读”，以及广州陈琴的引导学生大量熟读、背诵经典诗文的方法，都是非常重要的，既大大丰富了语文学习的内容，又真正实现了阅读与作文的密切结合，这应是语文教改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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