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认识近代中国的改良和革命_改良与革命在近代中国的历史命运

如何认识近代中国的改良和革命_改良与革命在近代中国的历史命运

         戊戌维新运动失败之后，便是革命运动的蓬勃兴起。中国近代史上的革命运动，矛头都是针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都带有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的性质。其中，由于领导力量不同、革命前途不同而分为旧民主主义革命和新民主主义革命。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太平天国农民起义，历时14年，旨在反对清朝统治，但是从理论上和实践上看，单*农民不可能建立一个区别于封建王朝的新政权，因此太平天国虽然是中国历史上一次最大规模的农民起义，毕竟还是一次单纯的农民起义。太平天国为此后的民主革命准备了条件，它本身不能算是民主革命。辛亥革命是资产阶级领导的以反对封建帝制、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为目的的革命，是一个典型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国共合作反对北洋军阀的国民革命(即大革命)，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反对国民党统治的革命，都是典型的革命。

         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提出了民族主义、民权主义、民生主义(简称“三民主义”)三大主义作为反清革命的指导思想，较为全面、系统地阐释了中国资产阶级革命派关于中国革命的目标、纲领和斗争方式。这种鲜明的政治立场，在国内外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同时也激起以康有为、梁启超为首的政治上的保皇派的激烈反对，一场关于革命与改良的理论上的争辩势不可免。为了反击康有为、梁启超等改良派、保皇派，革命派主要是以同盟会的机关报《民报》为基地，与以梁启超的《新民丛报》为基地的改良派、保皇派进行了思想大论战。思想论战围绕是否要用革命手段推翻清王朝、是否要建立民主共和国、是否要实行平均地权的社会革命等方面进行。论战以革命派的胜利、改良派的失败告终。革命派能够取胜，并不一定因为他们的理论多么完美无缺；相反，梁启超们在对西方资产阶级思想理论的认识和理解上，口]能显得比他们更高明一些。问题的关键在于，革命派是在为一种新生的力量、一种历史的趋势作辩护，而梁启超等改良派是在为一种没落的势力、一种行将被推翻的旧的社会制度喝彩。谁正确地适应了历史的潮流，历史潮流就会选择谁。

         在革命派与改良派进行思想理论论争的同时，革命运动与改良运动也在实践中互争雄长。革命派发动了连续不断的反清武装起义，坚决地以革命的手段对付业已成为“洋人的朝廷”的清朝统治势力，掀起了反清革命的浪潮，给予清政府以沉重的打击。以立宪派面目出现的改良派则试图以和平的方式促动清政府进行宪政改革，在清廷预备立宪的形势下，立宪运动一时高涨起来。然而，清政府预备立宪的进展缓慢，立宪派很快就陷于失望之中。在立宪派看来，清廷的宪政改革方案实际上是欺骗人民的缓兵之计，它的目的不是实行宪政体制，而是以空头支票的方式给人民以虚幻的希望。立宪派对清廷的“仿行立宪”明显地表示失望，于是他们一次又一次地举行立宪请愿活动，企图以此向清廷施加压力，促使清廷在政治改革的道路上大步前进。但清政府却是一面敷衍应对，一面加紧中央集权，结果甚至弄出一个集权的满洲皇族亲贵的“皇族内阁”，举国舆论哗然。立宪派在失望中终于弃清廷而去，在武昌起义后转而投入革命的洪流之中。历史终究选择了革命。以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派领导的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结束了中国两干多年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建立了第一个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但是由于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软弱性，不但不能彻底完成反封建的任务，而且缺乏坚决的反帝精神，无论是同盟会还是南京临时政府，都不能明确地提出反帝的主张，甚至其对外政策都公然宣称要承认清政府与帝国主义各国签订的一切不平等条约。辛亥革命未能完成反帝反封建的历史任务，其胜利果实最终被帝国主义支持的封建势力的代表袁世凯攫取了，终不免失败的命运。

         辛亥革命是中国旧民主主义革命的顶峰，也为中国旧民主主义革命唱了挽歌。袁世凯攫取了辛亥革命的胜利果实后，逐渐把辛亥革命的成果抛到脑后，形成了北洋军阀统治中国的局面。军阀混战，政治失序，内忧外患，民不聊生，中国近代历史自鸦片战争以来向下沉沦的局面，这时候到了谷底。直到五四运动发生，中国近代历史的发展才出现向上发展的转机。五四运动的基本诉求是“外争国权，内惩国贼”，这就模糊地提出了近代中国的主题：反帝反封建问题。可以说，五四运动拉开了中国近代史上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序幕。

         由于十月革命和五四运动爆发，马克思主义迅速传入中国。l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成立。在中共二大会议上，第～次明确地提出了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正面提出了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的主张。从此，“打倒列强，除军阀”便逐渐成为广大人民群众的共同呼声。稍后，孙中山接受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帮助改组国民党，并对他的三民主义重新作出解释：民族主义强调了反对帝国主义的内容，民权主义则突出了民主权利应为“一般平民所共有”，民生主义则突出了“节制资本”的原则。孙中山在国民党改组大会讲话中特别指出：“现在是拿出鲜明反帝国主义的革命纲领，来唤起民众为中国的自由独立而奋斗的时代了!”[2]孙中山还提出了后来被概括为“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促成了近代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国共合作，以推进反对北洋军阀的革命运动。国共合作动员了广大工农群众，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国民革命高潮，取得了北伐战争的决定性胜利。可以说，从国共合作反对北洋军阀开始，近代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就开始了。遗憾的是，在孙中山逝世后，国民党右派势力抬头。随着蒋介石的反共和汪精卫的分共，第一次国共合作破裂，大革命失败了。

         国民党在南京建立政权后，中国进入十年内战时期。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通过战争，消灭了异己力量，形式上统一了中国，巩固了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国民党中央政权。在日本侵略日渐加深的情势下，蒋介石本着“攘外必先安内”政策，把反对共产党作为国内最大的政治，实行法西斯式的独裁统治。中国共产党为了反击国民党背叛第一次国共合作、背叛大革命，领导了反对国民党独裁统治的革命运动。    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坚持了全面的全民族的抗战路线，坚持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坚持了持久战的战略指导方针，坚持在敌后战场与敌伪长期作战，与国民党的消极、片面抗战路线进行了斗争，促使国民党不敢放下抗战旗帜。八年抗战中，中国共产党和她的领袖毛泽东把马列主义与中国实际结合起来，创造了毛泽东思想，提出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一整套完整的思想，提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前途是社会主义，必须先有新民主主义，然后才有社会主义。l940年，毛泽东发表《新民主主义论》，对中国如何建国、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国家，作了详尽的阐述。毛泽东说，我们要建立一个新民主主义的新中国。新民主主义的政治，应当是无产阶级领导的各革命阶级联合专政，而以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民主集中制的政府作为国家政权的构成形式。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应当把操纵国计民生的大银行、大工业、大商业收归国有，使之成为社会主义性质的国营经济；没收地主的土地，分配给无地或少地的农民，发展具有社会主义因素的合作经济；允许不操纵国计民生的资本主义经济发展。新民主主义的文化，应当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文化，即以共产主义思想为指导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在新民主主义革命路线的指导下，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始终高举抗战的旗帜，赢得了民心，壮大了党，壮大了人民的军队和武装，最终取得了抗战的胜利。

        抗战胜利后，通过重庆谈判和政治协商会议，中国共产党希望以和平的方式联合各党派建立一个统一、自由、民主的新中国。但是国民党不愿意放弃一党专政，不愿意与各政党联合建国，不久便悍然撕毁了重庆谈判的纪要和政协协议，发动了内战，企图迅速把共产党和全国的民主力量打入血泊之中。与国民党的主观愿望相反，人民大众支持了共产党，第三势力转向了共产党。在国民党政府发动全面内战后不过三年，人民解放战争便取得了决定性胜利，蒋介石不得不失去了在中国大陆的统治地位，率领国民党军队的残余势力退到台湾。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标志着近代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基本胜利，标志着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历史发展的根本转折，也标志着经过长期的革命斗争，中国人民争取到了国家的独立，中国现代化建设的新的历史时期到来了。

         回顾历史，我们看到，改良与革命只是近代中国人改造中国的不同道路的选择，尽管它在近代中国的历史命运不尽相同，但它对于推动近代中国历史进程的进步作用都是不容抹煞的。

        当然，这样说并不意味着改良与革命可以等量齐观。有一种见解说革命与改良是推动近代中国历史前进的双轮。这个观点需要加以讨论。何谓双轮?好比一辆车子，两个车轮同时向前滚动，才能带动车厢向前运动。革命与改良，是否是这样的两个轮子，同时推动着近代中国历史的前进呢?这还需要根据事实和理论作出具体的分析。

         革命与改良的关系到底如何?对于社会历史的前进运动来说，革命和改良都是推动历史前进的动力。改良是常态，革命是非常态。每一个国家，每一个时代，总是经常处在改良的状态中，否则，那个社会就停滞了，不前进了。所以改良是经常存在的。而革命则不然，社会革命不能经常存在，一个社会不能经常处在革命的状态中。如果是那样，这个社会就会是病态的。

         诚然，革命并不是社会历史前进的惟～推动力。革命的发生是有条件的，不是任意可以制造出来的。社会发展的经常形式是社会改良。当阶级矛盾不到激化的程度，解决社会阶级利益的冲突，往往要*阶级妥协与调和；解决社会政治利益的冲突，往往要*社会改良的种种办法。阶级调和的办法，社会改良的办法，也能促进社会的发展，但它只能在同一个社会制度内运行。如果要推翻旧制度，建立新制度，阶级调和、社会改良，是无能为力的，它只能让位于革命手段。革命发生，才能使社会发展产生质的变化。因此，革命虽不是社会发展的惟一推动力，却是社会历史发展的根本动力。否定这～点，无原则地歌颂社会改良，显然是一种反历史主义的态度。

        正因为革命是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它能推动历史发展产生质的变化，而改良则不以推翻一个社会的制度为目的，改良是在社会制度允许的范围内进行，用今天的话来说，是在体制内进行。因此，一个真正的革命家并不拒绝改良，而一个改良主义者则往往拒绝革命。情况往往是这样的：一个社会的改良进行不下去的时候，或者那个社会不允许改良的时候，往往就可能爆发革命。从这个角度说，改良为革命准备着条件，改良为革命积聚着能量。在这种情况下，实行改良的人和实行革命的人，往往不是同一批人。

         拿戊戌维新时期来说，康梁等维新派人士是这个时期推动历史前进的主要力量。孙中山为首的革命派虽然已经出现，并且在海外成立了兴中会这样的革命小团体，但是在国内不能立足，在国内外的影响都还不大。如果拿车轮打比方，这时候只有维新派一只车轮子。尽管维新派极力推动这只车轮前进，但是，维新派的努力却是在体制内进行的，是依*光绪皇帝“乾纲独断”，并不想推翻清朝廷的统治。而且，维新派的努力，在相当程度上是在防范革命派、防范“乱党”的成功。尽管如此，我们还是应当说，这个时期推动历史前进的，是维新派的努力。同时也应该说，这个时期推动历史前进的，不是双轮，而是单轮。    如果我们把眼光往后移，看看辛亥革命时期的情况，就更明白了。辛亥革命时期，革命派和立宪派的力量都很强大。有些研究人员说，辛亥革命的成功，是革命派和立宪派共同努力的结果。这里似乎可以用得上双轮的观点了。其实也不然。辛亥革命的成功，固然与立宪派的努力有关，但主要是革命派武装斗争或者说暴力革命的结果。无论是康梁在海外的保皇，还是立宪派在国内发动的国会请愿运动，都限制在体制内。如果体制内的运作成功，无非是君主立宪，还能够把封建专制制度推翻吗?况且，在辛亥革命时期，革命派和立宪派是水火不相容的。革命派正是通过大辩论，克服了立宪派、保皇派不能革命、不敢革命、不许革命的思想，才坚持了暴力革命的道路。因此，在革命的条件成熟的时候，在没有革命就不能推动历史前进的时候，在不批判改良派、立宪派就不能推动革命的时候，难道能够迁就改良派而放弃革命的努力吗?可以说，在辛亥革命时期，起着推动历史前进作用的，主要是革命派这只轮子。显然，推动近代中国历史前进的双轮说，在这个时期也是不存在的。

         从以上论证可以看出，改良和革命这两种形式，是在历史发展的不同时期分别起作用的。渐进的改良在既定的体制内运行，对推进社会进步会起到积极作用，当这个体制不允许它进行改良的时候，改良就要让位于革命。如果改良不愿意让位于革命，还要保存旧的体制，还要继续在旧体制内活动，从而反对推翻旧体制的革命，那么，这时候的改良，就是反动的了。从另一个角度说，一次大的革命基本完成，就应该通过调整、改良(调整也是改良)的形式巩固革命成果，用渐进的改良方式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可以用革命的精神发展生产力，但不可以用革命手段，不可以无休无止地继续革命。大革命胜利后还要继续革命，是对社会发展规律的误解。一般来说，当政者只欢迎改良，不欢迎革命。如果当政者自己发动革命，只会把自己的阵脚搞乱，把社会发展结构搞乱，达不到发动革命的初衷。可以说，这就是革命和改良之间的关系。

        有人认为，改良比革命好，所以不应当推崇革命。对于革命和改良，不能脱离具体的历史条件而做抽象的价值评判。对于社会进步来说，革命和改良的手段在历史的不同时期起过积极作用，在一般情况下并不冲突。但是在革命高潮到来时，革命派和改良派，或者说革命者和改良主义者是要发生冲突的。前面举过辛亥革命的例子。在欧洲，l9世纪中叶以后，国际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运动高涨，19世纪末20世纪初，无产阶级革命形势到来时，那时的资产阶级主张用社会改良来对付无产阶级的社会革命，改良主义成为资产阶级反对社会主义运动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手段。列宁说过：“历史的真正动力是阶级之间的革命斗争；改良是这种斗争的副产品。”[3]这就是说，当时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只是反对攻击无产阶级革命的改良主义者，并不反对在革命成功以前的社会改良，当然，更不会反对革命成功以后的社会改良措施。讨论革命与改良的关系，也要指出这一点。

         近些年来，还有一种“告别革命”的所谓理论在海内外宣扬。这种“理论”宣布要告别一切革命，不仅要告别法国大革命、俄国十月革命，也要告别辛亥革命，以及辛亥革命以后的一切革命，包括1949年的革命。

         按照“告别革命”论者的说法，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爆发的革命，似乎是可有可无的，如果改良搞得好，革命是可以避免的。显然，这是历史唯心主义者观察历史运动的看法，它完全无视历史发展是有规律可寻的客观历史运动。

         事实上，革命作为历史发展过程中一种客观的历史运动，不是随心所欲可以制造出来的，也不是随心所欲可以制止的，更不是由什么人可以任意宣布否定就否定得了的。历史上发生过多次革命，尤其是17世纪以来，在欧洲、美洲、亚洲先后发生过的多次革命，都是社会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统治者不能照旧统治下去，被统治者不能照旧生活下去，于是革命爆发了。旧的制度瓦解了，新的制度建立了，旧的统治秩序被打碎了，新的统治秩序形成了，旧的社会桎梏解除了，社会生产发展了，社会前进了。社会革命往往采用暴力的形式，不通过暴力革命，旧的统治者不能退出历史舞台。不通过暴力革命，反抗新社会的旧势力不能压制下去。“暴力是每一个孕育着新社会的旧社会的助产婆。”马克思这句名言，形象地反映出了历史的真实。革命起来，如暴风骤雨，有人讨厌它，却不可以制止住它。社会生活在承平时期，社会阶级矛盾没有激化，如果有人登高一呼，召唤革命，有谁去响应呢?革命，是社会运动的一种形式，是社会进步的一种必要形式。不能说想革命就革命，也不能说不想革命便不革命。革命的发生，是有规律可寻的。

         我们是历史唯物主义者。唯物史观告诉我们：对革命和改良的历史作用，要作出合乎事实的客观分析。如对康梁领导的戊戌维新运动，一般总是给予高度评价的。l956年11月12日，在孙中山诞辰90周年的纪念大会上，林伯渠代表中共中央讲话说：资产阶级改良派的维新运动，“对中国人民的觉醒和进步，起了显著的作用”。[4]著名的老革命家和历史学家吴玉章也说过：“l898年戊戌变法以前，许多爱国的维新志士希望学习俄国彼得大帝的改革和目本明治天皇的维新，要求自上而下的实行变法。这在当时是一种进步的思潮。”著名历史学家范文澜在1958年纪念戊戌变法60周年学术讨论会上发言，高度评价戊戌变法的历史意义。他说：“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资产阶级在政治上做了两件大事，一件是1898年的戊戌变法运动，即改良主义运动。更大的一件是l911年的辛亥革命运动。”他还指出：戊戌“变法运动代表着中国社会发展的趋势，赋有进步的意义”，“戌戌变法运动是思想的第一次解放”。[5]著名的历史学家胡绳在他的《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一书中说：“维新运动是在中华民族和帝国主义的矛盾成为主要矛盾的条件下中国人民大众试图解决这个矛盾的斗争的反映。这次运动以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初次走上政治舞台为特征而成为中国资产阶级领导的民主革命的前奏。”著名历史学家刘大年在他主持的《中国近代史稿》第3册(1984年版)里称赞戍戌变法掀起了“近代中国第一个思想解放的潮流”，指出，改良派发动维新运动，要求挽救民族危亡，明显地具有爱国主义性质。又说，资产阶级改良派要求在中国发展资本主义，使一个贫穷落后的中国变为富强先进的中国，这在当时的情况下，是顺应历史发展潮流的。这些，能说我们不是肯定改良吗?但是，当中国出现革命形势的时候，当中国革命派正在掀起革命运动的时候，改良派出来加以反对，坚持保皇立场，坚持认为只有改良是惟一正确的方法，就是错误的了，就是不能肯定的了。对历史过程的不同阶段采取不同的评价，这种分析的态度，是历史主义的态度；以社会发展规律为准绳，按照一定的时间、地点和条件，来观察、分析事件和人物的表现，是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对改良和革命，离开了具体的时间、地点和条件，妄作评议，正如范文澜所说，这是爱而欲其扬，恶而欲其抑，都不免徒劳而无益。

         论者还说，“赞成英国式的改良，不赞成法国式的、暴风骤雨式的大革命”①，还说什么“虚君共和”就是英国式的，用暴力打倒皇帝就是法国式；把英国式改良与法国式革命相比较，说法国式革命如何残酷，英国式改良如何文明。稍微知道一点世界近代史的人都会看出，这是一种错误的历史比较。法国革命是革命，英国也同样搞了革命，而且是欧洲近代史上第一场最重要的资产阶级革命。法国革命打倒皇帝，让路易十六上了绞刑架，英国革命开始也打倒了皇帝，割掉了查理一世国王的头。英国革命处死国王后，克伦威尔宣布英国是共和政治。只是此后斯图亚特王朝复辟，在共和国垮台后30年间形成了“虚君共和”的局面。此后英国政治是在改良的道路上行进，但那已经是在资产阶级占统治地位的“君主立宪”体制内的改良。英国革命与法国革命是在不同的时代背景、不同的国情里发生的不同形式的革命。英国革命发生在17世纪40年代，延续到80年代；法国革命爆发在18世纪80年代，而延续到19世纪初。当英国在“君主立宪”的体制内进行社会改良的时候，法国革命还没有发生。因此，把所谓英国改良和法国革命相提并论，是不恰当的历史比附，是历史的错位，是对读者的误导，是把自已的立论建立在沙滩上。

       “告别革命”论者经常强调辛亥革命搞糟了的观点，说什么“20世纪中国的第一场暴力革命，是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当时中国可以有两种选择，一是康梁所主张的‘君主立宪’之路；一是孙中山主张的暴力革命的道路。现在看来，中国当时如果选择康梁的改良主义道路会好得多，这就是说，辛亥革命是不必要的。这样，我就否定了孙中山最重要的革命业绩。”②这种论点在这里显出了思维逻辑的极度混乱。20世纪初的中国存在着两种选择，这是不错的。但是历史抛弃了康梁主张的“君主立宪”之路，选择了孙中山的暴力革命道路。20世纪初的中国历史就是这样发展过来的。怎么可以得出“如果选择康梁的改良主义道路会好得多，这就是说，辛亥革命是不必要的”这样的结论呢?这句话中，前一个结论是带“如果”的虚拟语气，后一个结论是不带“如果”的肯定语气。用一个虚拟的前提，来证明“辛亥革命”这个肯定的事实之不必要，显然是不正确的。在爱康梁、爱改良者看来，如果那个“如果”实现，果然是好得多，但那个“如果”却无情地被历史发展抛弃了，那个“好得多”，也只是存在于虚无飘渺的乌有之乡，只是证明它是不必要的；反过来，历史对辛亥革命的选择却是必要的，而不是不必要的。    说者又谓：清朝的确是已经腐朽的王朝，但是这个形式存在有很大意义，宁可慢慢来，通过当日立宪派所主张的改良来逼着它迈上现代化的“救亡”道路，而一下子把它搞掉，反而糟了，必然军阀混战。又说：袁世凯称帝等现象乃是革命的后遗症，是暴力革命这种方式本身带来的问题。这都是些说不通的歪理。明知清朝已经腐朽，还要保留这个形式，还要逼它走上现代化，这无异于缘木求鱼。说到形式，英国的“虚君”是个形式，但那是资产阶级革命后的形式，那个“虚君”至今差不多300年，没有人不说英国是老牌资本主义国家。清朝的皇帝，哪怕是由摄政王控制着的宣统小皇帝，也不是“虚君”，而是实实在在的封建君主专制。在这个专制下，即使是慈禧太后派出的出洋考察政治大臣提出改革政治的建议因涉及军机处的存在，立即被慈禧所否定。袁世凯贵为军机大臣、外务部尚书，因其掌握北洋新军，为摄政王所疑忌，一声令下，也只落得到洹上去养“足疾”。直到1911年5月，军机处才被撤销，成立所谓责任内阁，阁员l3人中满族9人，其中皇族7人，是谓“皇族内阁”。换汤不换药，朝廷面貌依旧。预备立宪，朝野沸腾，立宪派掀起三次全国性请愿，甚至宫门喋血，也只不过换来个到宣统五年(1913年)实行立宪。如此预备，连立宪派也对朝廷失望了。以至于武昌起义爆发，立宪派大多不站到清廷颁布的《宪法重大信条十九条》一边，而纷纷站到革命派一边了。腐朽的清王朝这个形式怎么能保留下去?保留它，还能够逼它走上现代化吗?这样说，也太违背历史的真实情况了吧?

       “告别革命”论者说：“影响20世纪中国命运和决定其整体面貌的最重要的事件就是革命。我们所说的革命，是指以群众暴力等急剧方式推翻现有制度和现有权威的激烈行动(不包括反对侵略的所谓‘民族革命’)。”①这里似乎把“反对侵略的所谓民族革命”排除在外。难怪作者在否定法国革命、否定十月革命的时候，对美国的独立战争不置一词。独立战争恰恰是反对英国殖民侵略的民族革命。但是这样一来，作者自然又制造出一个悖论，制造了一个他们无法辩解的矛盾：怎样把民族革命从他们所要反对的革命中分离出来呢?20世纪的中国，从旧民主主义革命到新民主主义革命，哪一场革命是脱离了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民族革命的性质的?整个中国近代史，用简明扼要的话说，都是反帝反封建嘛。

         按照这种定义，辛亥革命当然是推翻现有制度和现有权威的激烈行动。辛亥革命为什么要推翻清王朝?如前所述，朝廷已经腐朽了。腐朽的重要内容之一，就是它是“洋人的朝廷”。“量中华之国力，结与国之欢心”，“宁赠友邦，勿与家奴”，是这个朝廷对外屈辱的写照。革命派正是愤慨于这个“洋人的朝廷”，所以要发动民族革命；愤慨于这个朝廷的对内专制，所以要发动民权革命(民主革命)。辛亥革命是一身而二任的，它既是民族的，又是民主的，也就是我们后来所说的反帝反封建的。试问，可以从这个革命中把民族革命的内容分离出来吗?正是因为辛亥革命是反帝反封建的民族民主革命，孙中山为临时大总统的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就得不到帝国主义列强的承认，尽管孙中山是真诚学习西方资产阶级民主制度的。帝国主义不支持孙中山，却要支持袁世凯，所以后来又有“二次革命”、“护法”、“护国”，乃至“大革命”。到国共合作的大革命，就明确喊出了“反帝反封建”的口号。直到1949年，新民主主义革命取得胜利，其性质也是反帝反封建的。支持国民党反动政府在中国打内战的，正是美帝国主义。国民党政权垮台了，就是对其后台老板美帝国主义在华利益的根本打击。谈中国近代史，谈近代中国的革命或改良，而不谈帝国主义列强在中国的作用，如果不是出于对历史真相的不了解，不是隔靴搔痒，就是有意隐瞒事实真相。“告别革命”论者谈了近代中国的政治、经济，革命、改良，历史、现实，理论与实践，哲学与文学，应有尽有，就是不谈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不谈中国社会各阶级对列强侵略的态度和行动，其理论之错误，明眼人是不难看出的。

本文来源：https://www.oubohk.cn/yuwen/2336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