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改革委员会第三次]中国第三次改革大争论及其走向

[中央改革委员会第三次]中国第三次改革大争论及其走向

“还要不要改革”之大争论，在中国已经沸沸扬扬了近两年。尽管今年3月北京“两会”期间胡锦涛、温家宝出面表态“坚持改革开放不动摇”，但两个阵营的争论并未偃旗息鼓。改革将怎样进行下去，仍是人们十分关注的问题。

　　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认为，此番官、商、学、民达千百万人参与的大争论，是继70年代末关于“真理标准大讨论”、90年代初“姓资姓社大讨论”之后的第三次。上两次大讨论在邓小平的主导下，对改革开放起了非常积极的作用。那么这次大讨论，在胡温体制的主导下又将呈现怎样的影响？

学界之争激起千层浪

　　这场争论缘起国企产权改革中出现的“郎顾之争”。郎咸平出生于台湾，留学于美国，现为香港中文大学教授。2004年8月9日，郎咸平在上海复旦大学发表题为《格林柯尔：在国退民进的盛宴中狂欢》之演讲，被称作“讨顾檄文”。其极富煽动性和渲染力的演讲，揭示出格林柯尔系的老板顾雏军乘着“国退民进”的东风，驾驶着“资本绞肉机”，仅用数亿元人民币，即换回资产总值达136亿元的众多响当当的国有企业。

　　郎咸平以《封神演义》的手法，指责顾雏军利用“安营扎寨、乘虚而入、反客为主、投桃报李、洗个大澡、相貌迎人、借鸡生蛋”七板斧伎俩，侵吞国有资产，席卷国家财富。其技法为：顾雏军在签订转让协议前半年时间进驻目标公司，担任董事长并炮制巨额亏损，然后以亏损为由与地方国资管理部门谈判压低收购价格，最终达至侵吞国有资产的目的。此文一经网上刊出，即刻引起社会强烈关注。

　　无计其数的网民就此现象大发议论，并且骂声一片。人们质问：为何顾雏军运用简单手法，居然能够一而再、再而三地欺骗地方政府和国资委而得逞，难道地方政府和国资委竟连如此简单的伎俩也看不破吗？他又是如何在收购之前就堂而皇之担任目标企业董事长？地方政府又是如何事前把企业交给谈判对手的？他怎可能有如此神奇，想收购哪个企业就能事先成为那个企业的董事长？

　　郎咸平砍向民企收购国企的“七板斧”，确实砸到了要害。这些年来，不法官商结合玩弄的这套收购学，让许多投机者先后暴富。网民们就此或骂政府监管不力，或骂经济学家助纣为虐。

　　争论期间，著名经济学家、北大教授厉以宁、张维迎以及经济学家郭小年等人，有的为国有企业改革呼吁并力挺“国退民进”的代表顾雏军，有的出面批判郎咸平之说。顾雏军当然也不堪其辱，以涉嫌诽谤罪向香港高等法院起诉郎咸平。不曾想，一年后顾雏军因涉嫌挪用上市公司资金罪在内地被捕。就此，郎咸平成了胜者，网民似乎也胜了学术精英。

　　主流经济学家立场受质疑

　　其后，郎咸平及其支持者更是意气风发，各种言论掷地有声。而曾经字正腔圆与朗派对辩的主流经济学家们，一下子都沉默了下来。于是，“经济学家集体失语”的大标题，不仅出现在网络上，也同时出现在官方媒体上。网民们对这些主流经济学家展开了猛烈抨击，把张维迎那些主张发展民营经济、力行产权改革的学者，推到了道德被告席上。当初主流经济学家的反郎言论，很快成为受到质疑的被动辩护。有媒体披露，一些经济学家担任企业独立董事收取费用，参加各种企业家论坛每场演讲费达数万元，登文写稿亦有不菲稿酬。这些信息火上加油，使人们更有理由怀疑主流专家提议的国企改革政策是否客观公正，是否夹杂私心。

　　与此同时，也有一些评论指向政府，说政府的失语才是最耐人寻味的，因为国有资产是由政府直接管理的，政府不说话，根本卖不了。郎咸平和其对立面的争论，尤显得滑稽，郎好比一个路人，看到形迹可疑的民企老板从国家大院里背着包裹出来，便疑心其偷了东西，上去阻止而发生争执，但主人却在袖手旁观，似乎与己无关。

　　评论认为，政府虽然对国有资产有使用权和处置权，但同时也对全民负有信托义务。全体国民作为国有资产的真正主人，有权掌握真相。顾雏军只是大占便宜的一分子，另外还有一个庞大的群体，政府无权沉默，国人需要知情权。

　　在这场争论中，不单是指责和谩骂，事实上焦点问题已被触及，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一、国企改制到底应不应该？二、“国退民进”过程里国有资产是否流失？三、国资流失与否谁来评判？四、国企改制操作是否足够透明、程序是否足够合法？五、国企领导产权激励是否具有合法性与合理性？总之是公平、公开和公正问题。

　　在争论白热化之际，郎咸平呼吁停止国企改革，宣称“国企不进行产权改革也可以搞好”，建议政府用行政命令手段停止mbo（management buyout ，管理层收购）。于是乎，那些“主流经济学家”以外的人们，也跟着同声齐唱。

　　过程中，这些年国资改革、医疗改革、教育改革出现的问题，贫富差距拉大、腐败、人民基本福利得不到保障等等，都归因于新自由主义的主流经济学家所误导的市场化改革。他们指责官商、权贵、既得利益者以改革之名行肥已之实，大搞官商勾结、官学勾结、学商勾结，造成国有资产巨额流失，使大多数百姓的利益受损。这些人呼吁，宁愿全面停止改革，也不要扭曲的、不公正的改革。

　　自此后，不满郎咸平的经济学家们不再沉默，他们置“郎顾之争”于一旁，转而惊呼：“舆论环境已经到了1992年以来最不好的时候。”“某些人利用群众的不满，借机对整个改革发难。而且，这种企图全盘否定改革的思潮还挟持着一股股跟着起哄的舆论。”

　　那些被警告的呼吁者也不甘示弱，他们指出，既得利益群体和政治保守人士借机把争论引向对改革本身的质疑，试图影响中共高层对改革方向的判断，以引起支持改革人士的广泛忧虑。

演变成改革方向之争

　　谁也没有想到，这场关于“国企产权改革方向”何去何从的大讨论，最后竟演变成“还要不要改革”这个大是大非的问题上。始于海外学者与民营企业家的争论，最终成了改革开放史上第三次大讨论，并从民间闯进了中南海。

　　人民日报前副总编辑、来自上海的周瑞金，见闻这场讨论的激烈后，按捺不住写了一篇《改革不可动摇》的文章在《财经》杂志上发表，结果引起更强烈的关注和争论。现年67岁已退休的周瑞金，1991年因以“皇甫平”为名，写下《改革开放要有新思路》等四篇评论文章支持邓公的南巡而声名大噪，使其成为改革派的代言人。因而现今他再写改革不可动摇，一时予人诸多联想，有人怀疑背后的江泽民背景，也有人怀疑背后的中南海旨意。

　　周瑞金事后接受北京《新京报》采访时说，写《改革不可动摇》完全是他个人行为，没有任何官方背景。令他没有想到的是，该文让他遭到网上围攻。周瑞金表示，“很多人并没看懂我的文章”。一方面有“愤怒的青年”责难他老朽，另一方面有平民百姓指他替权贵说话，对社会贫富不均、房改、医改、教改、下岗工人生活困难全部视而不见，只知一味高举“改革不可动摇”的大旗呐喊。

　　周瑞金的文章见诸刊物后，中国改革争论的问题在媒体和社会上公开化，其后《中国青年报》的评论也跟进支持。如此动向，意味绵长。网上虽然仍旧争论不休，但有心者已在等候官方表态，尤其等候中央表态。

　　今年3月“两会”期间，胡锦涛参加上海代表团讨论时，借机对是否继续改革之争做了明确表态：要毫不动摇地坚持改革方向，进一步坚定改革的决心和信心。要不失时机地推进改革，切实加大改革力度，在一些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实现改革的新突破，同时注重提高改革决策的科学性，增强改革措施的协调性，使改革兼顾到各方利益，真正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拥护和支持。

　　周瑞金认为，这是中央对前一段时间以“反思改革”为名否定改革思潮的回答，表明了中央继续改革的鲜明态度。既然中央明确表了态，“改革之争”似已该划上句号。然而，事情没那么简单。

上升到最高决策层

　　在此，让我们回看一下“改革之争”的大背景。

　　胡温上台主政以来，面对中国堆积如山的老大难问题，他们渐次改变了之前强悍的“硬发展”，而转入“以人为本”的柔性发展，此举亦被观察者称作深具中国传统政治意味的“仁政”。

　　众人已见，“可持续发展”、“科学发展观”、“绿色gdp”、“百姓事无小事”、“构建和谐社会”、“节约型社会”、“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等新概念和新口号的推出，均明显带着对过往纠偏的感觉，其中的含义，无论对环境、对社会，还是对人，都透着“中庸之道”的普世价值。胡温向往的目标——减弱贫富差距，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其实就是中国儒家自古一直追求的“至中和”。

　　胡温的愿望不错，也得了国民的认可。正因如此，以上概念和口号反而刺激了百姓，只要遇到一点火星（比如“郎咸之争”），其不满和怨恨就会立刻燎原。

　　中国共产党“报喜不报忧”的作风，已使国民习惯逆向思维：现在强调“以人为本”，系因过去“以钱为本”；现在强调“可持续发展”，系因过去“不可持续发展”；现在强调“科学发展观”、系因过去“发展是硬道理”不可取；现在强调“绿色gdp”，系因过去“干部出数字”损害大。

　　同样，现在强调“百姓事无小事”，系因过去“不把百姓事放眼里”；现在强调“节约型社会”，系因过去“浪费性发展”；现在强调“和谐社会”，系因过去“贫富差距太大”；现在强调“社会主义新农村”，系因过去“三农问题触目惊心”。

　　这就使得一些易于激动的人认为，既然过去有那么多问题，中央就不能只是纠偏，还需反思，还应批判，还要制止。 

中国第三次改革大争论及其走向 (转载)

　　一年多前，在中国“是否还要改革”的争论激烈之时，新浪网进行了一次关于“郎顾之争”的网络民意调查，其结果表明，愈90％的网民支持郎咸平。网上民意虽然常常情绪化，但意向明确。弱势群体必须开口说话，以前声音传不上去，现在胡温能够听进老百姓的话，那就要形成洪流。

　　事实上，胡锦涛和温家宝确实注意到了这些网络百姓的呼声，两人都有上网了解民意的习惯，并把这作为一项不可忽视的工作。因此，网上民意多少影响了他们的决策和行动。

　　据悉，让胡锦涛和温家宝深以为忧的是，“网络民意化”号召性极大，而且传播迅速广泛，而“网上民意”同“网下派别”结合成一股力量后，其穿透力很强，对整个社会都会带来不可低估的影响。所以他们观察研究了很长时间，处理时非常慎重。为此，胡锦涛专门选择在“两会”上海代表团表明态度。

网上民意发挥了重要作用

　　事实上，这次所谓的第三次“改革争论”，不同于过去的两次争论。虽然这次也围绕“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反对改革与坚持改革”、“左与右”二元对立的特征，但它不是政治斗争的产物，并不是中央高层的较量，而是起始于社会下层的不满。尽管后来争论中渗进不少“左”、“右”意识形态分子的参与，但本质上仍是朴素的民情躁动，只是被“理论化”后变复杂了。

　　那么，胡温体制在表明“坚持改革开放不动摇”之后，会采取什么措施和动作呢？目前为止，具体的做法似乎还在酝酿中。

　　清华大学社会学教授孙立平认为，这次对改革的反思和争论，将对未来走向产生重要影响。单纯强调深化改革，不仅可能动摇共识，而且会导致改革的推动者所难以预料的后果；而如果向后倒退，退回到旧体制，那更没有出路，甚至会造成一场灾难。

　　也有学者发现，今天的“网络民意化运动”和60年代的群众运动有相似之处，都是在唤醒民众、冲击权威以后发出争取权利的诉求，虽然时空地点有变化，但斗争方式颇为类似，现在的网络青年已经予人网上“文化大革命”的夺权印象。如果这种“革命”不加以科学而合理的引导，同样可能在冲动中产生冤假错案。

　　一方面，主流经济学家们（被称为第一阵营）急呼，改革不能再迟缓和拖延，要营造深化改革的舆论，要进行配套的政治体制改革。他们强调，迄今为止所有具体改革所造成的对民众利益、尤其是社会中下层民众利益的“阶段性”伤害，决非改革本身有错，而是不到位的改革所致。无论是破解改革中新出现的矛盾，还是化解“历史的积累”，都只能靠进一步的改革，别无他法。

具体改革措施还在酝酿

　　另一方面，主流经济学家以外的人们（被称为第二阵营）认为，即使改革开放不动摇，也要反思改革中存在的问题，社会不公的问题不是改革不动摇就能解决的。和谐社会能否顺利推进，建设新农村能否披荆斩棘，都还是问题，必须排除官学商权贵、既得利益者的干扰，中央再好的经，一被地方政府和各种势力利用，都可能被唱歪。

　　自由派政治学者刘军宁把第二阵营定义为：由各种各样的支流组成，对改革路向无整体思路。他们善于批判，却开不出药方。他就此得出尖刻的结论，中国的改革已经进入死胡同！改革尚未完成，但已经走到尽头。改革自身已经成为“烂尾楼”和“豆腐渣工程”。对改革的压力越大，改革的步伐就越慢。这就是目前的现状。

　　学者魏加宁指出，现在最大的危机不是不改革本身，而是一些可能影响改革的不可忽视的因素。这些因素包括因国际关系变化导致国内政治向左转、国内群体性事件影响政局变化、社会不公使人们对改革继续质疑等等。

　　温家宝不久前在柬埔寨访问时公开表示，中国已经快速发展了28年，会努力平稳快速发展15—20年。这番话，也可视作胡温体制对“坚持改革开放不动摇”问题所做的正式宣誓。

　　知情人士透露，胡温主导的中央很不愿意看到此次争论影响到改革的进程。他们会因势利导，把民意引向促进改革的正作用上，但具体方针和对策还有待观察。

　　不过，毫无疑问，今后改革的速度和深度会做适当调整，即使速度稍慢一点，也绝不会停下。在改革进入全面向市场经济转轨的关键时期，不但社会不同层面的政治和经济诉求需要中央拿出办法，与经济匹配的政治体制改革也让中央不得不考虑加快进度，避免拖缓带来更难控制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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