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嘉莹先生|叶嘉莹：我所珍藏的数学家陈省身先生的一首绝笔诗
陈省身先生是举世闻名的数学大师，而我则只是一个诗歌教学的工作者。如果以专业而言，我对陈先生的成就实在愧无深知，但陈先生与我却有着一段长达二十年以上的交谊。记得大概是八十年代中，我依惯例，像往常一样利用加拿大学校的假期，回到天津南开大学来教书。当时所有的外籍教师，都住在学校的一座专家楼中。楼下有一间餐厅。我经常可以见到陈先生夫妇在此用餐。我对陈先生自然是久仰大名，但我想陈先生对我一定是一无所知。所以偶或相遇，也只是略做礼貌上的寒暄而已。谁想到有一天，我在南大主楼的中文系教室给学生上课时，陈先生夫妇竟赫然出现在讲台下的听众席上，并且表现了很大的兴趣。而从此以后，他们就经常来听我讲课。于是讲诗词也就成为了我们相见时的共同话题。原来陈先生不仅喜爱诗词，极富诗情，而且偶或自己也写作一些七言绝句的小诗。有一天陈先生给我看了一首他于一九七四年写的题为《回国》的绝句，诗是这样写的：
飘零纸笔过一生，世誉犹如春梦痕。喜看家国成乐土，廿一世纪国无伦。
这首诗极为朴挚的表现了一位久居国外的老人对于祖国的一份真诚的怀思和祝愿。
陈先生虽是数学家，但如我在七年前所写的那篇《数学家的诗情》之所言，先生对于古典诗词实在有着极大的兴趣。本来每年秋季当南开大学开学时，我都会从加拿大回到南开来，而陈先生则早已在南开定居多年，习惯上是我每次回来以后，都会给陈先生打一个电话问安，然后就会约定一个时间去看望他。那一年因为正值我80周岁，南开文学院准备在10月校庆期间为我召开一个祝寿的诗词研讨会。所以当我打电话给陈先生时，陈先生就告诉我说，要给我写一首祝寿的诗。祝寿研讨会订在10月21日召开，陈先生在研讨会开始前就乘坐着轮椅来到了会场。大会由侯自新校长主持开幕，陈先生是第一位发言人，当时就有会场工作人员抬上来一个精美的镜框，镜框中镶嵌的就正是陈先生亲自用毛笔写的那首祝寿诗。诗是这样写的：
锦瑟无端八十弦，一弦一柱思华年。归去来兮陶亮赋，西风帘卷清照词。
千年锦绣萃一身，月旦传承识无伦。世事扰攘无宁日，人际关系汉学深。
先生送我的这首诗，如果就一般诗家的谨严之格律而言，自然是有些不尽合格律之处，但若撇开外表的格律而论诗歌之本质，则先生这首诗所表现的情意之真诚、事典之贴切，却决然是一首好诗。首先说，此诗开端两句用的是李商隐《锦瑟》开端的诗句，只不过做了一点小小的改变。李商隐原句是“锦瑟无端五十弦，一弦一柱思华年”，先生这首诗因为是为祝贺我的80岁寿辰而写的，所以就把原诗的“五十弦”改成了“八十弦”。先生认为李商隐《锦瑟》诗是自序之作，则“一弦一柱”当然就都象喻了诗人对于华年往事的点点滴滴的回忆。先生虽是引用了古人的诗句，但我以为先生的引用和改写，实在十分恰当。如果把年华喻作丝弦，则80岁的年龄自应是“八十弦”，我在自己80岁的生日回想起过去80年的往事，自然也有着“一弦一柱”的追忆。先生的诗，可以说正是道出了我当日的心情。至于后面的两句，“归去来兮陶亮赋，西风帘卷清照词”，也写得极为贴切。陶渊明的《归去来兮辞》，是当他决志归去时之所作，我猜想先生的这首诗可能有两层喻意：一层自然是说我回到祖国来教书的决志；另一层我不知先生是否也有冀望我像他一样回国来定居的喻意，这也是可能的。至于先生所用的李清照之事典，则自然是用李清照来喻指我是一个爱好诗词的女性，纵然我不能与李清照相比，但先生的喻指则是极为恰当的。再下面的“千年锦绣萃一身，月旦传承识无伦”，则是最使我感到惶愧的两句诗。从80年代我与陈先生夫妇相识以来，他们夫妇二人就都对我十分关爱，他们夫妇二人对我的谬赏和偏爱，这是使我最为感愧难忘的。这短短的两句诗，可以说是包括了先生对我平生所致力的诗词创作、论著与教学三方面的评价。“锦绣”句应该指的是我的创作，“月旦”二字应该是指我的论著，而“传承”二字，则应该是指我的教学。先生的这两句诗当然使我极为惶愧。不过就诗而言，则先生在短短的14个字内，竟然写尽了对我平生三方面的评说，其简练概括的能力实在令人赞佩。至于这首诗结尾的“世事扰攘无宁日，人际关系汉学深”二句，则所写的应该就正是我们以诗歌相交往的一份友谊。在此烦扰之人世中，能够与几个有传统文化修养的友人一起谈讲诗词，这自然是人际间一种难得的境界。总之，先生这首诗所表现的情谊之真诚，喻写之贴切，都是极为难得的。所以先生这一幅手写的诗稿，一直被我视为一份珍藏。而除去了这首诗本身是可宝贵的，另外还有两点增加了其可珍贵之处。第一点是在这一幅诗稿中，先生偶然留下了一个小小的笔误，那就是先生在署名后把2004年的日期写成了200年。而上款所题写的则是“嘉莹姊八十大庆斧正”。如果在200年我就已经是80岁了，那么到2004年我岂不是就已经将近两千岁了吗？这自然是一个偶然的笔误，但正因为有此笔误，所以我才觉得这幅字之弥足珍贵。这也正像爱好集邮的人之特别珍视错体邮票一样，因为这是在世间独一无二的仅有。第二点则是就陈先生写作这首诗的时间而言，这一幅字应该已经是陈先生的绝笔了。因为在先生参加了我的祝寿研讨会后，不过一个多月就去世了，而这幅字遂成了最值得珍视的先生的一幅绝笔之作。
本来在研讨会以后，我曾经给先生打过一个电话，表达我的感谢之忱，先生在电话中曾对我说：“你有空来坐一坐吧，我们再谈一谈。”我了解先生实在很想和我一起谈一谈他的这首诗，但那一阵子先生的活动颇为忙碌，而我则被北京师范大学和凤凰台世纪大讲堂邀去北京开会和讲课。我心想，等我从北京回来，先生的一些活动应该也忙完了，那时再去拜望先生也不迟。但就在12月1日我将离津赴京之际，忽然听文学院的友人告诉我说陈先生生病住进医院了。我当时虽感到不安，但想到不久前我在研讨会中见到先生时，先生还是精神奕奕，并在大会上做了精彩的发言，一定没有什么严重问题。我预想当我从北京回来时，先生定然也已经出院返回住所。我将会去拜望他，好好谈一谈他的这首诗作，并且告诉他我对这首诗是如何感动和喜爱。谁知就在12月3日的晚间，当我刚在世纪大讲堂讲完课时，就接到了天津的电话，说陈先生去世了。我当时真是极为震惊，所以第二天就赶回了天津。我为陈先生写了两首悼诗，并且参加了南开校方为陈先生所举办的一切追悼活动，但毕竟这一切都已是先生身后的事了，先生约我再见一面谈一谈诗的约言，永远也无法实践了。这件事对我而言，实在是平生极大的歉憾。现在既有人又邀我再写一篇悼念陈先生的文字，因此我遂趁此机会谈一谈陈先生的这首诗作，也可算做我对陈先生约我谈诗而我未能践约之遗憾的一点补偿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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