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史2000字论文

近代史2000字论文(通用7篇)

中国近代史是中国人民探索救国之路，实现自由、民主的探索史，也是一部中华民族抵抗侵略，打倒帝国主义以实现民族解放、打倒封建主义以实现人民富强的斗争史。以下是小编整理的近代史2000字论文(通用7篇)，仅供参考，大家一起来看看吧。

近代史2000字论文篇1

　　古人有言：忘记历史等于背叛。唐太宗也说：“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 中国近现代史连接过去和现在，起着承前启后的纽带作用。英国哲学家培根曾说：“读史使人明智”，大学生是祖国未来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各条战线的生力军，其下一站就是社会，要胜利地担负起建设祖国的责任，我们必须了解中国的国情，不仅要了解中国的今天，还应当了解中国的昨天和前天，这样我们才能以清醒的态度、严谨的唯物史观更好地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

　　学习中国近代史，所学何用?当然要祭奠那些无辜丧命于外敌枪炮下的万千同胞，要追忆三元里人民的拼死抗争、“致远号”二百五十名将士以舰殉国的英勇悲壮，要缅怀“戊戌六君子”、“黄花岗七十二烈士”以及无数革命先驱舍生取义的爱国之举。然而，最重要的意义是从这段苦痛的历史中，汲取教训，励精图治，振奋自强，做好今天的事，写好中国的未来史。

　　中国近代史以一八四○年的鸦片战争发端，意义不寻常。如果说此前的中国仍沉湎于“威加四方、万邦慑服”的天朝大国的幻境之中，那么此后的中国则被列强的铁甲舰拖进了世界舞台之中。不可能有与世隔绝的安宁，愿意也好不愿意也好，除被迫一战，别无选择。此后，世界经历了两次大战，压迫与反压迫、侵略与反侵略的斗争绵延不绝。

　　18世纪，工业革命过后的英国在与闭关锁国的中国进行贸易往来时，经常处于被动地位。为了打开中国市场，英国商人向中国销售鸦片。林则徐禁烟之后，英国政府以此为由发动了罪恶的鸦片战争。英国发动鸦片战争的根本目的是打开中国市场，其性质是英国发动的一场侵略中国的战争。英国发动鸦片战争的主观目的是在于把中国变成它的产品销售市场和原料供应地，中国由封闭到逐步向世界开放，逐步走向近代化，是鸦片战争带来的客观后果。但总而言之，鸦片战争带给中国最大的后果是使中国开始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鸦片战争的后果是使中国领土和主权开始遭到破坏，中国被卷入资本主义世界市场。鸦片战争加重了中国人民的苦难。但同时也打破清朝闭关锁国局面，使中国由闭关逐步走向开放，走向近代化;其次是加速中国社会内部变革，客观上促进了中国旧制度的解体。经济上，商品经济发展，封建经济开始瓦解，刺激了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产生。思想上，先进的知识分子兴起“向西方学习”的新思潮;西学东渐的局面开始形成。中国也从此沦为半殖民半封建社会。 清政府的一些有识之士，开始推行洋务运动。向西方学习，发展重工业。但是随着甲午中日战争，北洋水师全军覆没，同事也宣告了洋务运动的彻底破产。洋务运动是清朝统治集团中的洋务派面对内忧外患的局面，为挽救清王朝发动的一场地主阶级自救运动。其重点在军事、外交、机器制造以及与之直接相关的某些文教事业，他们提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主张，本质在于维护封建专制统治;并且洋务运动是在封建官僚主导下进行的，这些因素决定了他们不可能使中国走上富强道路。整个洋务运动缺乏一个健全、有力的领导核心，仅凭地方上几个热心洋务的总督、巡抚去搞，力量分散有限，难成大器。洋务派官员自身的近代化修养不足，没有意识到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制度建设对其经济发展所起到的关键作用。相反，洋务派企图靠单纯引进西方的先进技术和设备，而不彻底变革封建政治制度，试图在中国搞所谓的“中体西用”，即用中国的封建制度作容器，去盛载西方的先进技术，对两者的内在矛盾认识不足，因此必然导致失败。

　　于是年轻有为的知识分子们意识到，中国落后的根本原因是制度的落后。于是他们从学习西方先进技术转换观念到学习西方先进制度上来。于是，在光绪帝的支持下，康有为、梁启超等变法人士发动了“戊戌变法”。但是最终受到了以慈禧太后为首的保守派的强烈抵制，最终没能成功实行，但是其积极意义仍然很重大。以康、梁为首的资产阶级维新派提出了学

　　习西方君主立宪的政治制度，并第一次把政治主张同救亡图存的实践结合起来，发动了维新变法运动，变法试图对旧的政治经济制度进行改革。是中国政治近代化的一次尝试。戊戌变法使中国教育的近代化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戊戌变法既是一次资产阶级的改良运动，又是一次爱国救亡的政治运动，也是近代中国第一次思想解放的潮流。

　　戊戌变法的失败使广大爱国的有识之士意识到，清朝的统治者是不会接受西方先进的思想和制度的。要想救亡图存，就必须推翻清政府的同志。国父孙中山先生建立了国民党，并领导广大爱国志士推翻了清政府的统治。但是没过多久，孙中山被迫让位袁世凯，辛亥革命的果实被袁世凯窃取。袁世凯后试图复辟，但这场闹剧曹操收场，袁世凯也病死。但辛亥革命是中国近代历史上的一次伟大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首先，辛亥革命给封建专制制度以致命的一击。它推翻了统治中国二百六十多年的清王朝，结束了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建立起资产阶级共和国，推动了历史的前进。辛亥革命使人民获得了一些民主和共和的权利，从此，民主共和的观念深入人心。辛亥革命作为中国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虽然没有完成反帝反封建的根本任务，其成就远逊于西欧、北美的资产阶级革命，但在彻底铲除封建帝制这一点上，远胜于包括法国在内的欧洲各国。辛亥革命一声炮响，不仅赶跑了清朝皇帝，还是中国绵延两千余年的封建帝制从此永绝。从民元到民六，其间虽经袁世凯帝制自为、张勋复辟，但只不过是两场短暂的闹剧，并没有使民国中断，更没有像法兰西那样出现两次帝国、三次共和国的波折。所以说，辛亥革命在一定程度上是成功的。

　　19xx年，日本发动对中国的侵略战争。经过全世界反法西斯人民的不懈努力，二战获得了胜利。国共两党联合将日本帝国主义彻底赶出中国。但是后来在治国方针上，国共两党发生了分歧。于是国共内战爆发。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国仍然面临着两种命运、两个前途的严重斗争。中国共 产 党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愿望，提出了"和平、民主、团结"的方针，争取经过和平的道路来建设一个新中国。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却坚持独裁和内战的政策，妄图在中国维持他们的反动统治。抗战胜利后，国共两党进行了重庆谈判，召开了政治协商会议，签订了停战协定。但是，国民党蒋介石顽固坚持独裁和内战政策，于19xx年6月，发动了旨在消灭人民革命力量的全面内战。经过3年多的人民解放战争，中国共 产 党领导的人民革命武装先后粉碎了国民党军队的全面进攻和重点进攻，进行了规模空前的辽沈战役、淮海战役、平津战役和渡江战役等，消灭了国民党几百万军队，推翻了国民党反动统治，解放了除台湾等岛屿外的全国领土。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为建立新中国奠定了基础。

　　作为21世纪的大学生，祖国未来的社会主义建设者、接班人，我们一定要牢记中国近现代的历史及其基本经验，继承先辈们的优良传统，自觉地承担起在本世纪中叶把中国建设成为中等发达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历史使命。我们要学习并践行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一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易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社会主义荣辱观为基本内容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坚定不移地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构建和谐社会而不懈努力、艰苦奋斗，中国人民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美好理想就一定能实现。

　　读史明智。作为新时代的青年，一定要将中国近代史牢记于胸，并时刻不忘历史交给我们的使命。努力学习文化知识，成为对国家社会有用的人才，为中华之崛起而奋斗!

近代史2000字论文篇2

　　【摘要】中国近代史教学中的德育，可从进一步增强德育必要性和重要性的认识、深入挖掘教材中德育的内容、丰富德育的方法等方面开展。

　　【关键词】中国近代史教学德育

　　《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指出，坚持德育为先。立德树人，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融入国民教育全过程……把德育渗透于教育教学的各个环节，贯穿于学校教育、家庭教育和社会教育的各个方面。中国近代史是高校的必修基础课程，其内容既是中华民族的一部苦难史和屈辱史，又是一部斗争史和光荣史，是对大学生进行爱国主义思想教育，尤其是进行热爱社会主义祖国教育的生动教材。其中大量英雄人物的道德形象，他们在保卫祖国、反侵略斗争和近代化建设中表现出来的优秀品质，为当代大学生树立了光辉的典范。因此，充分运用历史教育的德育功能，对大学生进行德育，是历史教学的目的之一，也是教师应尽的重要职责。

　　一、进一步增强德育必要性和重要性的认识

　　在历史教学中，除向大学生介绍必要的基础史实，培养发展大学生的学习能力外，进行德育十分必要。利用中国近代史的教学，系统地向大学生进行德育，能提高大学生的思想政治素质和道德水平，增强为实现中华民族复兴的责任感，培养大学生的开拓进取精神，坚定社会主义信念。

　　党中央对加强国情教育一直十分重视。当前，我国的经济得到了迅速发展，但也出现了一些金钱至上、唯利是图和道德滑坡等消极现象。社会对高校也提出了不同于传统教育的要求和期望。特别是社会上的一些功利主义因素开始渗透到高校教育中，影响到一些大学生。这就要求我们进一步增强对德育重要性的认识，充分运用中国近代史课堂教学这一阵地，加强对大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发挥其他学科不可替代的德育功能。

　　二、充分备课，深入挖掘教材中德育的内容

　　中国近代史教材中包含着丰富的德育内容，这就需要教师认真钻研教材，有意识地提炼其中的德育素材，以确立德育的达成目标。结合中国近代史教材，在备课中，可把中国近代史的德育内容概括为以下三个方面：

　　(一)进行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教育。帝国主义同中华民族的矛盾，是中国近代社会诸多矛盾中最突出的矛盾。振兴中华、救亡图存，始终是激励近代先进的中国人持续奋斗的动力和理想。在教材中，先进的中国人为救国救民而进行了各种各样的探索。被誉为“近代中国睁眼看世界的第一人”的林则徐，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的魏源，这批开明的地主阶级政治家和思想家，提出了经世改革的主张;农民领袖洪秀全为建立“理想的天国”而奋起反清;薛福成、郑观应等早期改良思想家为突破“洋务运动”的局限而奔走呐喊，康有为、梁启超、严复等维新人士为挽救民族危亡、发展资本主义而倡导“变法”;孙中山、黄兴等资产阶级革命派为民主共和而进行不屈不挠的探索，但历史事实表明这些探索最后都失败了。直到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诞生，中国革命面貌才焕然一新。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经过28年的浴血奋战，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又经过社会主义的“三大改造”，使中国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上述史实表明：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所以1840～1949年的中国近代史，是培养大学生热爱中国共产党、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的生动教材。教师通过对这些内容进行深入教学，使大学生深刻认识到：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中国走社会主义道路是中国近代历史的必然结果、是中国人民历史性的选择，从而坚定大学生热爱共产党、热爱社会主义，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贡献力量和实现中华民族复兴的决心。

　　(二)爱国主义思想教育。从鸦片战争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期间，中国的仁人志士为了救亡图存，为了维护祖国领土和主权完整，为了人民的富强和幸福，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其精神支柱就是爱国主义精神。在中国近代史内容中，既有屈辱的“黑色的历史”，如《南京条约》、《天津条约》、《马关条约》、《辛丑条约》等丧权辱国条约的签订，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旅顺口和南京数以万计的人民被屠杀，都令人肝肠寸断，同时也有奋斗的“红色的历史”，这些都可以进一步激发大学生的爱国热情，增强民族自豪感、自尊心和自信心，树立自强自立的精神。在教材中，林则徐等人虎门销烟、抗击英军的英雄壮举;三元里民众不畏强暴、誓死抵抗激烈的武装抗英斗争;老将冯子材镇南关大败法军的凯歌;北洋海军邓世昌、林永升等海军将士血战到底、以身殉国的业绩;民主革命的宣传家陈天华“蹈海自尽”唤起国人的革命精神;国共两党携手抗日最终取胜的辉煌成就;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等人的光辉业绩，等等。这一切都是中华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教师通过对这一系列史实进行教学，使大学生接受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的熏陶，坚定发扬先辈们自强不息的爱国精神，树立为把祖国建设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而奋斗的志向。

　　(三)继承革命传统和优良品德的教育。中国近代史中蕴涵着丰富的做人道理，教材中汇集了大量近代英杰的素材。例如，林则徐“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的高度责任感;洪仁?临终遗诗坚信“天国祚虽短，光复待他年”的乐观主义精神;黄花岗烈士林觉民“为天下人谋永福”的豪迈绝笔;李大钊不为酷刑所屈服，坚信共产主义必胜的坚定信仰;等等。这些都是中华民族优秀道德观的体现，是先辈们留下的宝贵精神财富。教师通过这些丰富的实例对大学生进行教育，激励大学生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以近代史上英雄人物为楷模，堂堂正正做人，踏踏实实做事，成为学有专长的高素质人才。

　　三、与时俱进，丰富德育的方法

　　中国近代史有着丰富的思想教育内容，要达到提高大学生思想道德素质、达到德育的目的，还需要教师讲究教学艺术，与时俱进，采用多种教育方法，才能取得良好的效果。

　　(一)提高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论来解释历史的本领。在中国近代史教学中，常常会涉及对历史人物和事件的评价。由于大学生虽正处于世界观和人生观的定型时期，但人生阅历仍比较有限，对于一些重要的历史人物和事件尚不能完全把握，因而需要教师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论来加以引导。例如，不能用今天的标准来衡量当时的人和事，而是要进行实事求是的科学分析。如在讲到洪秀全时，既要根据当时的历史条件，肯定他发动太平天国农民起义，打击清王朝及外国侵略势力，为历史做出的贡献，同时还应看到他作为小生产者代表所带有的皇权思想、等级尊卑观念及宗派思想、享乐思想和绝对平均主义思想等。正是后者成为太平天国失败的重要原因之一。

　　(二)注意教育方法的多样化。按照教育心理学的原理，德育的过程分为明理、激情、立志、导行等阶段，它们之间互相渗透、促进，德育的最高要求是让学生养成自我教育的习惯，有自我教育的能力。因此，德育不能单纯地灌输，还要善于点拨，启发学生自己去判断。教师应努力通过言简意赅的语言、画龙点睛的手法、潜移默化的方式进行德育。同时，还应重视多媒体教学手段的运用。传统的教学中，黑板是主体。在讲课的过程中仅仅是文字的展示，很难让大学生将理性与感性结合起来。现代教学中，多媒体技术在大部分高校教学中已普及，关键是要提高课件本身的质量。例如，在讲授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时，穿插建党__周年来历次党代会的图片，可对加强热爱党的教育起到很好的效果。在课堂教学中，教师应将形象思维和抽象思维结合起来。具体、生动、形象的讲述，能够引起大学生的兴趣，加深感性认识，进一步加深理性认识。例如，可配合教材内容选取有关的电影、录像片断等，组织大学生观看，还可配合各种重大纪念活动和节日，组织大学生开展学术报告会，编历史手抄报，进行历史知识竞赛，参观博物馆、革命历史遗址和图片展览等，使大学生接受活生生的思想教育，在“细雨润物”中培养大学生良好的道德情操。

　　大学的中国近代史教学属于主干学科，其本质属性仍然是素质教育，因此在中国近代史教学中贯彻德育，提高大学生的思想政治素质，既是认真贯彻《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10年)》的要求，又是全面提高人才培养质量、建设应用型人才培养特色名校的应有之义。

近代史2000字论文篇3

　　摘要：本文通过《上清帝第六书》的有关内容，对戊戌变法对我国社会的影响进行分析

　　关键词：戊戌变法;《上清帝第六书》

　　中华民族是一个优秀的民族，拥有着五千年的灿烂文化。然而在其漫长的历史中，始终与之伴随的却是中国几千年来的封建专制制度。在专制统治下，广大民众始终局限在有限的土地里，过着自给自足的封闭生活。而在历代统治者的眼里，华夏大地更是“天朝上国”，无需与外夷通联。到了十九世纪中后期，也就是统治中国的最后一个封建王朝，满清的后期，这种封闭性与落后性更加突出。与清政府统治下的中国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此时的世界正在飞速发展，特别是在欧洲，自工业革命之后，经济发展的速度已经超越了以往任何时期。先进的技术和现代文明，不仅给欧洲民众带来了生活上的改善，而且还给欧洲民众带来了民主和自由。

　　随着资本主义如雨后春笋般的迅猛发展，欧洲大陆已经远远满足不了资本主义发展的需求。所以，西方列强将目光不约而同的投到了一个地方：那个曾经被马可波罗称之为“遍地是黄金”的古老东方国度-中国。通商请求屡遭清政府拒绝的情况下，西方列强用“鸦片”和“大炮”打开了中国封闭的大门。此时的中国，由于统治者长期以来坚持闭关锁国的政策，导致中国经济发展受到了严重的制约，已与世界特别是欧洲有相当之大的差距。与西方列强的几次战争，中国均已失败而告终;屡战屡败，屡败屡战，已经成为当时对清政府最形象的描述。与战争失败随之而来的，便是一系列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致使中国成为了长达一个世纪之多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面对着亡国的危机，一些爱国之士，纷纷献言献策，想要变法图存，拯救这个危亡的国家。其中最著名的当属康有为率同梁启超等数千名举人联名上书光绪皇帝的公车上书。康有为在奏折《上清帝第六书》中明确反对清政府签订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极力请求维新变革，富强国家。

　　在这封奏折中，康有为列举了世界各国兴亡盛衰的原因和教训，充分说明了变法的重要性，敦促光绪皇帝痛下决心，尽快确定国家的基本方针和前进方向。康有为提出了四项解决办法：(1)下诏鼓天下之气;(2)迁都定天下之本;(3)练兵强天下之势;(4)变法成天下之治。康有为指出前三项还只是权益应敌之策，只有第四项才是立国自强的根本大计。他通过对日本明治维新的经验总结，提出了变法的三条纲领，其中最根本的一条就是开制度局，试图以此作为指导全国变法的中枢机构。排除守旧派官吏的干扰和抵制，发现并选拔天下的维新人才，使新政得以顺利推行，以此达到国富民强。

　　然而康有为所倡导的戊戌变法仅仅维持了百天就失败了。究其原因除了有慈禧太后等守旧派的大力阻扰外，其本身的可实用性及实际影响也是有限的。

　　首先，人民群众至始至终都没有参与到这场政治变革中。无数的历史经验证明了：在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人民群众起着决定性作用。人民群众是社会变革的决定力量。人民群众是社会变革的主力军，他们在充当“每一个孕育着新社会的旧社会的助产婆”的角色方面，发挥了巨大作用。人民群众的总体意愿和行动代表了历史发展的方向，人民群众的社会实践最终决定历史发展的结局。

　　康有为及其变法者却没有注意到这一颠扑不破的真理。因康有为幼年时经历过太平天国革命，懂得农民起来造反有多大的威力。所以从变法的一开始他们就站在害怕和反对革命的立场上，不敢设想通过人民革命来推翻封建统治，只是希望帝国主义、封建统治阶级能够向资产阶级让一点步，吸收他们参加政权，实现资产阶级专政。出于此原因，康有为在变法开始时就实行自上而下的模式：一方面自然是鉴于帝国主义列强瓜分中国的危机;另一方面寄希望于没有实权的皇帝，希望他能够以身作则，带头变革，从而达到全国的改变;再一方面也是最重要的一面则是鉴于下层人民群众起来造反的危机。出于以上种种对人民加以防范的动机，其影响力也不可能深入群众，从而使革命失去了最有力的依靠。

　　其次，资产阶级改良派具有软弱性，妥协性。甲午战争以后，中国民族资本主义有了一个初步的发展，这是这场运动的经济基础。但是当时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发展水平很低，阶级力量相当弱小，不具备进行资产阶级性质的社会变革的基本条件。

　　资产阶级由于其历史的局限性，以康有为为首的资产阶级改良派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抱有幻想。他们认为在中国建立资产阶级国家，本国封建主义会应允，西方列强会赞成。康有为等人认为只要说服了光绪皇帝，便可以自上而下的改革，维新变法就可以大获成功。但它们却放过了最主要的敌人，以慈禧太后为首的一大批守旧官员，他们是利益既得者，改革会让他们失去好处，所以他们是改革的一大障碍。再有，就是在华的西方列强，他们也不愿看到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强盛起来，所以千方百计的要阻止中国进行改良变革。因此，维新派对内不敢和封建主义决裂，对外不敢同帝国主义进行正面斗争，幻想以妥协和退让来得到本国封建主义、外国资本主义的同情与支持。资产阶级的如此妥协，改良实难继续下去，结果却被中外反对势力所绞杀。

　　再次，维新派的影响有限。当时的中国内忧外患，鉴于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阴谋，亡我之心日盛。维新派打出了救亡图存的大旗，以唤起群众的爱国热情。但由于维新派自身的缺陷，认识上的不足，严重的脱离群众。所以，维新派所能影响的基本人群只是对当时政治现状不满，朦胧地要求新出路的地主阶级知识分子和资产阶级化的地主绅士。

　　维新派通过强学会、保国会、南学会等把这些人员组织起来，并把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变法主张灌输到这些绅士中间去，希望能够引起他们的共鸣。他们的主张一度得到某些当政的官僚支持。例如强学会成立时，帝师翁同龢、湖广总督张之洞、两江总督刘坤一、新建陆军督办袁世凯等清朝大员纷纷捐款资助，并列名于会籍，使强学会一时间名声四起。但这并不代表所有入会的人都真正支持变法，如张之洞是想拉拢康、梁，借他们的名望，壮大自己的实力。而当他发现维新派的言论主张超出了他所能接受的范围时，他不但领导了反对维新派的论战，而且还破坏了维新派的舆论机关。袁世凯起初也是维新变法的积极支持者，谭嗣同曾一度只身前往袁世凯的寓所，托以出兵重任，说服其举兵起誓。但是，袁世凯是个两面派，他看到慈禧的势力远远超过光绪皇帝，决定投靠后者。他随即向荣禄告密，出卖了光绪皇帝和维新派。随后，以慈禧太后为首的封建守旧派官员，发动了宫廷政变，囚禁了光绪皇帝，大肆捕杀维新党人。

　　光绪皇帝虽然支持变法，但也不能算是维新派的皇帝。光绪皇帝只是把维新派当洋务派的后起之秀来使用。在同慈禧太后的争权过程中，光绪皇帝把维新派引以为援，企图借助他们的力量来取得权力，这样的历史现象是很常见的。这些人都不能说是真正的维新派。

　　综上所述，戊戌变法的资产阶级改良思想，虽然冲破了封建守旧主义迂腐沉闷的空气，激发了人们的爱国热情，在社会上起到了思想启蒙的作用。但它毕竟只是在资产阶级化的和企图资产阶级化的知识分子中引起了波动，是一场资产阶级的政治改革。其没有广泛的群众基础和经济基础，再加上领导这场改革的资产阶级改良派具有软弱性和妥协性，所以这场改革的失败也在情理之中。维新派遭到残酷镇压后，随着社会阶级斗争的迅速发展，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旗帜越来越褪色，终在历史的长河中淹没，不难看出戊戌变法的实际影响是极其有限的。

　　参考文献：

　　[1][美]道格拉斯?C?诺斯.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杭行译.上海格致出版社，2008.

　　[2]PaulPierson.IncreasingReturn，Pathdependence，andthestudyofpolitics(J).TheAmericanpoliticalscienceReview，2000.

　　[3][4]汤志钧.戊戌变法史〔M〕.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3.

　　[5][意]马基雅维利.君主论，潘汉典译.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11.

近代史2000字论文篇4

　　摘要：近代是英雄辈出的时代，从左宗收复新疆，胡雪岩与洋斗商,到张謇实业救国，康梁戊戌变法，六君子横刀向天笑，再到黄兴雨花台起义，孙中山领导辛亥革命，军阀混战，北伐战争。求共和真理之路漫漫，却演绎出一系列惊天动地的故事。但决定历史的是人，是那个时代的人，是一批用热血与精神相交织的人。

　　前言：近代史是一部屈辱史，但从救亡图存的角度说是一部人物史。本文从各阶层角度分析近代人物为何纷纷涌现的原因，又从整体以及历史渊源方面分析近代人物源源不断涌现的规律。从晚清到辛亥，人物构成了近代那独一无二的旋律，他们的出现对今天仍有启示意义。

　　关键字：鸦片战争;农民阶级;资产阶级;革命;爱国主义

　　一、社会的复杂性为人物的出现创造环境

　　纵观中国近代史，既是资本主义列强侵略中国，勾结中国封建统治者把中国变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屈辱史;也是中国人民不断反抗外国资本主义侵略和反抗本国的封建统治的抗争史;同时更是中国社会各阶级、各阶层、各政治派别探索国家出路的探索史。这种抗争与探索，对外以反侵略、捍卫民族独立为旗帜;对内以反专制独裁、争取社会进步为核心，抗争与探索互相交织，推动中国社会不断向前发展.中国人的不屈精神与爱国主义演变成救亡图存的原动力，同时由于社会的复杂性，各阶级亦怀投机主义，对纷争乱世产生雄霸天下的想法。

　　时代造就英雄，也逼我中国人自立自强。

　　二、地主阶级的探索开启民智

　　从晚清开始，鸦片战争一下子敲醒了那些沉醉于天朝上国梦幻中的地主阶级爱国知识分子，于是他们开始注目世界、关心时局、寻求强国御侮之道。如林则徐虎门销烟为的是强健国民素质，维护国家长远，魏源编著海国图志为的是开启民智，而洋务运动则为富国强兵，但也有增强自身在朝威望。这其中既有士大夫精神，也有中国人爱国主义，自强自立之道。可以说是时代危机感促使先进人士投身救亡图存中，也催生了一批仁人志士。但由于封建势力依旧强大，近代化初露端倪，以致运动革新屡遭失败，也为乱世枭雄的出世埋下了伏笔。

　　三、农民阶级的反抗影响了一代人

　　晚晴社会动荡，税收苛刻，加上体制死板，科举制度依旧存在，小农经济依旧占据主导地位，加上西方思想的传播，激发了一些底层知识分子的救国思想，于是农民起义风起云涌，从白莲教，太平军起义，到捻军起义皆系晚清体制腐败，民不聊生。如洪秀全因科举屡次不中，却以一本基督教小册子而转变思想，为天下耕者有其田而激起奋斗之志。而石达开自小看到民不聊生的困局，于是决定起义而救天下于水火中。农民阶级的救亡图存运动，使最广大的中国人民更加觉醒，为后来革命人物的出现创造先决性条件。

　　四、资产阶级的变革打开了束缚自由的枷锁

　　但地主阶级与农民阶级毕竟有其局限性。思想的狭隘性，各阶级及各派的矛盾以致太平天国内部的分裂，地主阶级内部的矛盾重重，如胡雪岩系左宗棠一派，而盛宣怀系李鸿章一派，两者互斗，加之面对外国商品的输入而束手无策，从而导致胡破产的悲剧。这就迫使资产阶级出世以再救中国。

　　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外来资本主义的入侵激发我国民族资本主义的诞生，而政府对民间设厂的放松，近代教育的发展，西方民主自由科学思想的进一步传播，甲午中日战争又一次敲响了地主阶级无能的警钟，资产阶级维新派率先登上了英雄的舞台。从“公车上书”演化为社会运动到百日维新，其要在中国发展资本主义，是爱国的进步思想，因为它把维新思想与挽救民族危亡结合起来。如康有为经过学习，逐步认识到资本主义制度，比中国的封建制度先进。帝国主义的侵略，清朝的腐败，使年轻的他胸中燃起了救国之火;西方的强盛，使他立志要向西方学习，借以挽救正在危亡中的祖国。梁启超更如是说：“法者，天下之公器也;变者，天下之公理也。”接着，谭嗣同等人又在南方创立湘报，文化传媒有影响了一批又一批思想先进的中国人，使之为国家自强民主而奋斗。

　　五、革命，既是孕育朝阳的黎明也是一时的混沌黑暗

　　19世纪末20世纪初，帝国主义为了加紧对中国进行经济侵略，展开了激烈的争夺和角逐，民族危机更加严重;《辛丑条约》的签订使清政府成为“洋人的朝廷，此时民族资本主义又有所发展，但受到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的限制和阻碍。而改良派的失败，使资产阶级内部不断反思，亦促使革命派大展手脚。一时间革命人物如雨后春笋般林立天下，黄兴以勇健开国，而宁静持身，并贯彻实行。孙中山先生以“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则昌，逆之则亡”为自己的座右铭，强调要“内审中国之情势，外察世界之潮流，兼收众长，益以新创”。而辛亥革命一声炮响更是催生出一系列将思想解放的革命壮士，为近代后期的人物传播了民主思想的火种。

　　但改良派以及旧势力亦投机革命，局势的复杂性使各方人物辈出，而三座大山的存在，亦使那个时代容易将能臣变为奸雄。如袁世凯窃取革命果实，后期军阀混战。而对革命后未来的憧憬也使革命人士不断坚定信念，为之前行。如蔡锷舍荣华富贵而投身于护法战争。一时之变却造就了不同人生，乱世，亦是个人理想可以迸出火花的时代，更是天下理想成为朝阳的时代。

　　正是辛亥革命推翻封建王朝，以往那种向往自由的思想如洪水泄了闸般涌流而出。思想改变人，意识的能动性促使近代教育家，思想家，企业家，政治家以及社会各阶层知识分子各言自我观点。陈独秀第一个举起了民主、科学两面大旗使新青年变为一方平台，蔡元培贯彻“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办学原则使北大成为一方阵地，鲁迅更是剖析中国人性，揭露黑暗，促使中国人更加认知自我。而优秀思想对人的巨大影响性,催生出更多的仁人志士去救亡图存。

　　六、爱国主义是一把火炬

　　爱国主义始终是救亡图存的核心动力。自古从岳飞的精忠报国，到文天祥的“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再到当代的忠于祖国忠于人民，无不体现人物舍不开救国，救国离不开人物。而近代则是爱国主义从古向今过度的一个时代，爱国从忠于民族到真正忠于天下，不断认识世界，革新思想，抵抗外侮，不断有近代人为大我舍小我，成为不朽的灵魂，而这种灵魂又影响下一代人再去抛头颅撒热血，以致近代爱国人士源源不绝。

　　七、为理想社会的拼搏引领了一代人

　　越是束缚人性的社会，越能激发人的潜在的自由思想。如乌托邦主义就是中世纪阴霾散去后方才绽放光芒。爱好和平的中国人也希望建立一个老有所养，病有所医，人能尽其才，地能尽其利，物能尽其用，货能畅其流的理想社会。为此理想社会，受千年封建压迫的中国在近代不断出现为此奋斗的仁人志士。

　　八、阶级派别的递进性使人物不断涌现

　　长江后浪推前浪，江山代有人才出。近代国家变革具有阶级派别递进性，类似于达尔文进化论，地主阶级腐败，农民阶级落后，继而资产阶级改良派成为变革国家的主导，而其局限性又成为资产阶级革命派推翻清王朝建立民主国家的原因之一，而资产阶级亦有其局限性与软弱性，这就需要无产阶级去将革命进行到底。这种阶级递进性不断催生出一系列仁人志士，同时在递进的过程中又有不少枭雄诞生，但在中国统一的大局中，他们毕竟只是昙花一现。

　　九、乱世的复杂性与对和平的渴望

　　乱世促使救世人才的爆发性增长。自古以来，乱世是人才最多的时代，百家争鸣产生于先秦，东汉末年却英雄辈出，魏晋南北朝三教九流各放异彩，而近代则不断出现救亡图存的仁人志士，割据一方的军阀枭雄，影响当代的革命领袖。近代的确是一个面临内忧外患的乱世，而各阶层人物各有生存之道，也各有治世与乱世的独到思想，于是焉，各方人物各显神通。

　　十、文明的交汇期，人物的繁衍期

　　近代是古中国文化与先进西方文明相冲击的时代，儒学中尊重儒士的风气依旧存在，于是便有章太炎敢摇扇坠怒骂袁世凯，梁启超敢入军营行谈判。中华文化中重文轻武的礼节依旧存在，这种传统风气是促使仁人志士不断出现的原因之一。

　　总结

　　时代造就人物，而历史根性亦为造就人物奠定基础。人物辈出的时代定有规律，这种规律在今天人有借鉴之处。而纵观近代史，感慨那些人物，但无论是英雄还是枭雄，他们的出世则需时代的惊天一变。近代史是一部惊天动地的历史，诸多仁人志士，人杰枭雄因这个时代而绽放光芒。正是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时代的发展，以及历史的影响决定了他们的非凡。

　　参考文献

　　【1】《中国的品格》楼宇烈著

　　【2】《从民族国家拯救历史》【美】杜赞奇著

　　【3】《中国的民族主义和战争》【英】方德万著

　　【4】《中国近代史纲要》高等教育出版社

　　【5】《中华民国史史料》季啸风、沈友兰主著

　　【6】《鸦片战争与近代中国》萧致治著

　　【7】《剑桥中国晚清史，1800-1911年》费正清著

　　【8】《民国人物列传》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9】《寻辛亥革命之路》刘建强罗歆宏著

近代史2000字论文篇5

　　摘要：鸦片战争以后中国面临西方列强全面入侵与掠夺，文化作为一种特殊形态，中国的民族文化本身是不是与本国的政治经济等方面一样遭到了侵略，以及怎样认识西方列强利用文化工具对中国侵略的种种，是一个亟待厘清不同方面。

　　关键词：侵略文化侵略文化渗透

　　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中国近现代史纲要》第一章“反对外来侵略的斗争”第一节“资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系统阐述“资本-帝国主义势力对中国的侵略和本国封建主义势力对人民的压迫，是近代中国落后、贫困的根本原因”。其中在书写文化部分时，出现了概念逻辑模糊，以及概念与史实逻辑的混乱。

　　一、“侵略”与“文化渗透”的概念逻辑与史实逻辑

　　《纲要》教材在书写资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时，分成几大部分：“一、军事侵略。二、政治控制。三、经济掠夺。四、文化渗透。”其中的“文化渗透”，不仅出现与章节整体内容概念逻辑模糊，还出现了与史实逻辑的混乱。

　　(一)“侵略”与“文化渗透”的概念错位

　　《纲要》第一章第一节“资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涉及到文化方面的概念有“侵略”、“文化渗透”以及衍生出的“文化侵略”。“侵略”，传统意义上是指通过各种非正常的手段侵略别国的领土、主权，掠夺其财富，奴役其人民等。教材在阐述资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时分别罗列了军事侵略、政治控制、经济掠夺、文化渗透。其中，“文化渗透”就形成与其它各方面的并列关系。这样，“文化渗透”在这里的地位自然容易被等同成“文化侵略”。虽然教材没有使用“文化侵略”一词，也表明教材写作者对文化侵略与文化渗透的区别理解可是。在教学与科研实践中，很多教师都使用了“文化侵略”的概念，甚至还有直接呼吁教材把“文化渗透”改成“文化侵略”。

　　“文化侵略”在学界一直是个备受争议的概念。文化侵略行为必定是带有强制性的，必定是会对被侵略国人民的情感和文化造成巨大伤害的。而文化是无形的，它包括整个生活方式、信仰、态度、取向、价值和哲学等，文化的全人类共性与文化的民族个性这些特质使得一方面各国各民族之间是可以进行文化沟通的，同时不同的文化体系又具有不可替代的性质。一个民族建立了一种高于或者不同于当时社会普遍文明形态的文化时，她就形成了一种内在的特质，这种特质与外界多元文化交流过程中主动或被动走向更新的文明。一个民族的文化在人类文明积累的长河中的稳定性最为明显，不会轻易受外来文化的影响。因此，文化侵略的界定是一个难上加难的学术命题。

　　“文化渗透”，是指一种文化通过不同的渠道和方法进入到另一种文化内部，对其发生影响和作用的过程。每个国家的民族文化都包含具有一定特质的价值观念、道德规范、思维方式、审美情趣、宗教信仰、民族性格、行为准则等，文化传播导致文化渗透,这是文化发展的一条规律。有学者指出文化渗透是指相互的或双边的文化涵化，也即是两个当事的文化群体彼此影响的文化涵化状况。物质资源只能互换，文化的内容与文化中的人文价值，却可以通过相互渗透实现共享。因而，教材中把“文化渗透”与各种外来“侵略”在概念逻辑上等同，是错位的。

　　(二)“文化渗透”与“侵略”的史实逻辑混乱

　　教材阐述“文化渗透”其一，“披着宗教外衣，进行侵略活动”。主要内容之一是“帝国主义的文化渗透活动，有许多是披着宗教外衣、在传教的名义下进行的。一部分西方传教士积极参与了对中国的侵略活动。”对传教士的指责大致而言，最主要的有以下几点：1、传教士搜集情报，进行间谍侦察活动。2、传教士参与随军活动，担任英军翻译。传教士受雇于入侵的军队成为情报官，那他的主要职责自然是搜集情报，这是不争的事实。传教士在帝国主义侵华和缔订不平等条约的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只与传教士的政治立场有关，与宗教本身无关，更与文化本身无关。此时他的身份是军中情报官，而非传教士。

　　教材阐述“文化渗透”其二，“为侵略中国制造舆论”。主要内容“外国教会中的某些势力还利用宣传宗教和西学的名义，为帝国主义侵略制造舆论。它们在中国办报纸、杂志，翻译、出版各种书刊。”我们不否认教会中的“某些势力”利用办报纸杂志制造一些侵略言论，而同时教材重点提出来一个典型人物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以及他主持下的____在中国最大的出版机构广学会。说广学会发行的刊物《万国公报》，在介绍西方史地、政治、文化的同时，也宣扬殖民主义奴化思想。“如李提摩太在他翻译的《泰西新史揽要》一书序言中说，‘泰西各国素以爱民为治国之本，不得不藉兵力以定商情’。‘然闭关开衅之端则在中国，故每有边警，偿银割地，天实为之’”。仅就这样的描述，这里的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完全成为一个负面文化人物，与真正的人物之间有很大差距，容易造成读者对他的误读与误解。(后文再述)从蔡尔康在《马克思主义最早由传教士翻译引入国内》一文中指出，关于马克思主义何时传入中国的问题，可以得出下面的结论：1899年2月上海广学会出版的《万国公报》第121期刊载的《大同学》第一章“今世景象”一文，是迄今所知中文报刊对马克思及其言论的最早介绍。该文译述了马克思的一段话：“马克思之言曰：‘纠股办事之人，其权笼罩五洲，突过于君相之范围一国。’”这段话出自《共产党宣言》，现在通行的译文是：“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大同学》译自英国社会学家本杰明明颉德的《社会演化》一书，由英国来华传教士李提摩太译。可见《万国公报》传播文化思想的一斑。

　　二、如何认识鸦片战争以后西方列强利用文化工具对中国侵略

　　第一次鸦片战争既是工业文明与农耕文明的冲突，又是海洋文明与大陆文明的冲突。文化具有多样性与民族性的特点，不同文化体系的矛盾、冲突，尤其是作为文化制度层面的政治制度、价值观念一直是影响国际冲突的深层原因。人类社会早就存在亨廷顿所谓的“文明的冲突”。怎样看待各种文化文明之间的交流、传播、渗透与侵略，是需要审慎的甄别与厘清的。

　　1、外来文化传播对中国社会的发展和进步总体起了积极作用

　　国内对近代西方列强侵略时外来文化传播对中国社会的作用，写在书籍上的通常看法是：西方野蛮的殖民行径往往被赋予神圣的文化光辉，殖民主义者往往在殖民侵略的同时，推行西方的文字、语言、生活方式、价值观念、政治法律制度何宗教，并通过创建学校、开办医院和慈善机构进行文化侵蚀，进而实现对附属国社会肌体和内脏的彻底改造。这样大而化之的论述，忽略了作为一种历史积淀的民族文化强大的内聚力和向心力，也忽略了民族文化以此文化特质对外来文化具备的兼容并蓄的强大功能。

　　按照现代文明法理，在不侵犯他人正当权益的前提下，任何宗教组织或神话人群都有自由传播自己思想主张并结合为一定形式之社群的言行权利，也同样有建造相应之宗教与神话建筑的权利。鸦片战争前后，传教士与中国最早的医院，与中国最早的图书馆，与中国最早的女子教育，与中国最早现代意义上的大学，与中国最早的盲校和盲文传，与西学东渐等等文化文明传播联系在一起，教士们为中国走向文明进步，对中国的近现代化贡献是显而易见的。就拿传教士办学来说，历史资料显示教会学校的教学内容一般来说主要有三方面：一是宗教教育。课程主要为圣经，重点在创世论、赎罪论和耶稣生平等教义上。此外，学生还参加各种宗教活动，如祷告、崇拜等。二是中国传统的儒家经书。一般包括《三字经》、《千字文》、《百家姓》、《四书》、《五经》等。学习中国经书一是为了适应当时中国科举考试的需要，再者也是为了学生毕业后能够与士大夫和地方官绅接触，适应中国的社会文化环境，不至于被传统知识分子歧视。三是西方科学知识。开设诸如数、理、化之类的新式科学课程。在当时清政府极少重视西方科学的情况下，教会学校开设的科学课程，对落后的中国来说，具有意义重大的启蒙作用。另外，从十九世纪六十年代起，一些教会学校还开设了英语课。英语课的设立为中西文化的沟通和交流开辟了一条渠道，有助于中国的近代化。教材中提到的广学会，历史资料显示从1891年到1915年这段时间她是中国最大的最重要的新式出版社之一，其中的《万国公报》介绍西方最新知识和思潮。广学会出版的书籍，题目从宣教一直到法律、商业、政治、经济、哲学、家政和缠足的罪恶等，超过二千种。李提摩太主持翻译了一些著名书籍，对中国社会的影响都很大。其主要译著有∶《在华四十五年》、《七国新学备要》、《天下五大洲各大国》、《百年一觉》、《欧洲八大帝王传》、《泰西新史揽要》、《新政策》等二十多种。其中《泰西新史揽要》，内容是十九世纪欧美各国各国变法图强的历史，出版后风行一时，印行三万部，是戊戌变法时期光绪皇帝的主要参考书之一。李提摩太在太原府，每月举行一次科学报告会，并邀请官吏和士绅观看其科学演示。他还不失时机地晋见各级官吏，讲解世界地理、宣传变法主张，劝其建铁路、开矿藏、以养民富国。他主张改革先从统治阶级入手，“首教官员、次教富绅、三教儒士、四教平民。”他还一再强调要教民、养民、安民、新民。另外，近代史上外来文化传播的积极范例应为“庚款兴学”。1908年10月28日，中、美两国政府草拟了派遣留美学生规程：自退款的第一年起，清朝政府在最初的四年内，每年至少应派留美学生一百人。如第四年派足四百人，则自第五年起，每年至少派五十人赴美，直到退款用完为止。被派遣的学生，须“身体强壮，性情纯正，相貌完全，身家清白，恰当年龄”，中文程度须能作文及有文史知识，英文程度能直接入美国大学和专门学校听讲，其中，80%学农业、机械工程、矿业、物理、化学、铁路工程、银行等，其余20%学法律、政治、财经、师范等。并责成清廷外务部在北京建立一所留美训练学校。一国的外交行动是否侵略，应依据它是否损害了另一国的主权和利益。史实证明，美国政府决定有条件地拿出庚子赔款部分资助中国留学生赴美学习，庚款兴学没有损害中国的国家利益和主权，反而对中国社会的发展和进步起了积极作用。

　　2、某些充当侵略中国急先锋的传教士其行为与宗教无关

　　鸦片战争后，西方传教士分为两种：一部分是想将“上帝的福音”传到中国，真心真意的想帮助中国走向富强之路。另一部分则是为殖民者服务，充当侵略中国的急先锋。后者在本国发动的侵略战争中认同的行为准则并不是宗教而是国家的召唤，是与国家政治利益紧密联系一起的。

　　教材中叙述说“比如，1832年德国____传教士郭士立曾受英国东印度公司派遣，以传教为掩护，在中国沿海进行过长达几个月的间谍侦察活动，刺探搜集大量军事情报，并竭力鼓吹对中国发动武装侵略。鸦片战争期间，他不仅担任英军陆军总司令的翻译，在英军占领浙江定海县时担任民政官，还参与了中英《南京条约》的起草和谈判。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在北京的俄国东正教传教士向俄国公使和英法联军提供了有关清军在大沽口的设防情况和详细的北京地图。在1860年法国强迫清政府订立中法《北京条约》时，担任翻译和文件起草的法国传教士孟振生甚至在条约的中文文本中，私自添上条约的法文原本上所没有的“并任法国传教士在各省租买土地，建造自便”的字句。”分析这些史实，应该清楚地看到其一传教士在帝国主义侵华和缔订不平等条约的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主要是在语言翻译其次是在从事间谍侦查活动方面，他们并不是各国侵略中国的策划者组织者及主力军。其二某些或个别传教士的政治立场和行为，不应该是基督____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工具造成，而是因为他们的政治立场，绝非来自基督信仰，而是在特殊时刻他们选择了臣服于国家政治利益。

　　如果说在中国近现代史上外来文化对中国真正意义上的侵略，应该是许多学者认同的20世纪日本对华文化侵略，从方针方案政策途径和方式对中国造成的文化损害。历史资料显示仅在东北以外中国其他各沦陷区，日本人全面控制了从小学到大学的各级各类学校的教育主权，并要求按照“皇化教育”的理念实施教学，还在一般学校之外开设了大量专门的日语学校，试图通过日语学习来培养中国人的“亲日”情感。日本还十分重视利用宗教文化为侵华服务。西方资本主义的冲击改变了中国历史的轨道，在鸦片战争炮火的轰击下，中国于灾难痛苦中逐渐被纳入到了资本主义世界发展的轨道。在这一过程中中西方文明发生着激烈的冲突与碰撞，继而中国近代中国社会掀起了一浪又一浪变革的大潮。

近代史2000字论文篇6

　　摘要：太平天国运动作为中国近代史上一次规模宏大的农民革命运动，其与中国早期近代化的关系长期以来成为史学界热议的话题。郑大华教授在《晚清思想史》中指出，与清王朝相比，太平天国更有理由成为中国近代化的开启者。事实上，就太平天国统治所存在的严重问题而言，其自身根本无力担负起开启中国近代化进程的重任，然其对晚清时期在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所造成的巨大冲击，却客观上成为清政府实施近代化的“催化剂”。

　　关键词：太平天国;近代化;催化剂

　　关于太平天国与中国早期近代化的关系，郑大华教授在其近作《晚清思想史》中指出“太平天国存在着实施中国近代化的可能性”[1]97，并从太平天国靠近最先受西方文化影响的上海，其领导人不反对西方文化并进行了军事近代化的尝试，还提出了第一个资本主义方案《资政新篇》等几方面进行了论证。但这仅仅是就其实施近代化的“可能性”而言的，并没有考虑其现实性。笔者认为，太平天国固然有推行近代化的可能性，但这种可能性在逐渐封建化的农民政权中是极其有限的，换言之，太平天国领导人很难将这种可能性转化为现实性，因为他们必须和自身的封建性做艰巨的斗争，包括其严重的宗教迷信，高度集权式的皇权主义统治，存在于诸王中的腐败现象，经济上的平均主义以及太平天国群众的小生产者的自发倾向等。而郑教授所做出的“与清王朝相比，太平天国更有理由成为中国近代化进程的开启者”[1]99这一论断无疑将太平天国实施近代化的可能性扩大化了，甚至上升到了对其实施近代化的现实性的讨论。

　　首先，太平天国领导人虽然不反对西方文化，但他们对西方文化的认同度是否足以使其冲破固有的封建枷锁和小农意识，真正开启中国近代化的道路，则又应另当别论。其次，所谓的太平天国进行军事近代化的尝试，是太平天国在与清王朝激战之时，为使自己的武器与之相匹敌而不得不设法购置、仿制一批西方新式武器，且其设厂自制的近代化武器装备非常有限，对中国的近代军事工业没有产生什么实质性的影响。此外，洪仁玕提出的《资政新篇》没有涉及人民群众最迫切的革命要求，同太平天国起义没有必然的内在联系，有论者评价说《资政新篇》反映的只是洪仁玕本人学习西方资本主义的愿望，并不代表太平天国农民的思想，是完全没有实行条件和可能的空谈。显然，若以此为据来论证太平天国比清王朝更有理由成为中国近代化的开启者，无疑是缺乏说服力的。

　　一、太平天国的自身问题使其无力担负起开启中国近代化的历史重任

　　太平天国的最终失败，很大程度上来源于自身统治存在的严重问题。统治集团中日益滋生的腐败现象，对知识分子的漠视和排斥以及旧式农民自身难以克服的阶级局限性，使太平天国终究难逃被扼杀的命运，遑论去进行中国近代化建设。

　　1.太平天国日益滋生的腐败现象

　　太平天国的腐败始于以洪秀全、杨秀清为首的领导集团内部贪图享乐思想和权力欲望的膨胀。天国起义之初，全军将士尚能同甘共苦，荣辱与共，据张德坚《贼情汇纂》记载，“夫首逆数人起自草莽结盟，寝食必俱，情同骨肉。且有事聚商于一室，得计便行。机警迅速，故能成燎原之势”[2]172。然而，随着军事上的节节胜利，尤其是攻占南京以后，“六朝绮罗金粉之地助长了天平天国内部的安富尊荣意识”[3]79。洪秀全在永安突围时，其妻妾就有36人，定都天京后，更是大肆选美，据他儿子的供词，洪秀全有妻妾88人(也有说108人)，宫女一千多人，专供他一人享乐，由于人数众多，以至于他只能用数字来编号。此外，以洪秀全为首的太平天国领导人还大兴土木，广建宫室，在天京城内四处寻找风水宝地营建王府，《贼情汇纂》载洪秀全的天王府“城周围十余里，墙高数丈，内外两重，外曰太阳城，内曰金龙城，殿曰金龙殿，苑曰后林苑，雕琢精巧，金碧辉煌，如大兰若状……五色缤纷，侈丽无匹”[2]164。无独有偶，各王争相效仿，其中李秀成的府邸更是穷极奢侈，耗资巨大，连李鸿章见了都惊叹其为“神仙窟宅”。至此，太平天国的腐败奢靡之风愈演愈烈，诸王及各级将领“今踞江宁，为繁华迷惑，养尊处优，专务于声色货利”[2]172，起义之初的“有衣同穿，有饭同吃”的原则丧失殆尽，消灭“阎罗妖”，建立理想人间天国的进取心也日益被吞噬。

　　随着贪图享乐思想的攀升，太平天国领导人的权力欲望也不断膨胀，其最初的同心同德，情同骨肉的手足之情逐渐被浮华的物质生活所淹没，取而代之的则是彼此暌隔，互生嫌隙。杨秀清奸心异常，“自恃功高，朝见立而不跪”[2]45，欲与天王齐，《贼情汇纂》中称“秀清叵测奸心，实欲虚尊洪秀全为首，而自揽大权独得其实。其意欲仿古之奸权，万一事成则杀之自取”[2]46，“杨贼与昌辉互相猜忌，似不久必有并吞之事”[2]48。领导人之间的争权夺利，最终引发了血腥的“天京变乱”，严重削弱了太平天国的革命力量。对此，黄兴不禁扼腕：“太平天国自金田起义之后，起初他们的弟兄颇知共济，故能席卷湖广，开基金陵。不幸得很，后来因为他们弟兄有了私心，互争权势，自相残杀，以致功败垂成。我读史至此，不觉气愤腾胸，为之顿足三叹”[4]211-212。不仅如此，天京事变后，各级官员贪污受贿、聚敛私财的现象日趋严重;同时为了避免悲剧重演，巩固洪家王朝的势力，洪秀全大封同姓诸王，这些王依仗权势作威作福，搜刮民财，损公肥私，使原本就矛盾丛生的太平天国更加腐败不堪。

　　2.太平天国漠视并排斥知识分子

　　自古以来，无论是领兵作战还是经邦治国，知识分子都是一支不容忽略的重要力量，中国历史上凡取得成功的农民战争，无不争取知识分子的支持和参与，汉高祖刘邦如此，明太祖朱元璋亦是如此。然太平天国领导人在知识分子问题上却采取“崇教排儒”的政策，不仅不重视知识，不尊重人才，甚至还拒绝知识分子的投效。早在1852年，湖南失意举人左宗棠曾欲投奔太平天国，并向洪秀全进献攻守建国之策，但洪秀全却并没有接纳他。后来左宗棠回乡组织团练，反而成为太平军的劲敌。如果说左宗棠不被太平天国所接纳是因为他是接受传统儒家思想教育的儒生，违背了“崇教排儒”的政策，那么容闳在太平天国所遭受的冷遇就令人费解了，因为容闳是一个背离传统，笃信基督教的近代知识分子，其信仰与太平天国并无分歧，但他在太平天国也仅仅得到了一个“义”爵，且他向洪仁玕提出的“新政七建议”也被弃之不用。1862年，著名思想家王韬也曾向洪秀全表示归顺之意，但同样遭到了拒绝。不仅如此，太平天国在征战途中，“凡掳人每视其人之手，如掌心红润、十指无重茧者，恒指为妖，或一见即杀，或问答后杀之，或不胜刑掠，自承为妖杀之，或竟捶楚以死”[2]303。太平天国对知识分子的漠视和排斥，不仅难以取得知识分子的支持，还将知识分子推向了自己的对立面，转而成为太平天国强劲的对手。而太平天国固然也有如石达开、杨秀清之类的军事人才，但天京内乱导致了其人才的锐减，后期虽通过科举选拔了一批官员，但也多是碌碌无为的平庸之辈，用容闳的话说，“其所招抚，皆无业游民，为社会中最无知识之人”[3]81-82。这样一个缺乏知识分子参与和指导的政权，即便是在军事上取得胜利，又焉能全力学习近代西方文明，开启中国近代化的进程?

　　3.太平天国领导人自身难以克服的阶级局限性

　　太平天国运动虽不同于旧式的农民起义，但其主力军和领导人是旧式农民，他们的反封建斗争仍然停留在自发而不是自觉的阶段，不可避免地会把一些封建因素带到农民运动中来。而洪秀全在此期间建立的极端中央集权制，将军政大权集于一身，其宣扬的“天朝严肃地，咫尺凛天威，生杀由天子，诸官莫得违”[5]232，“只有臣错无主错”[6]484的封建伦理道德及森严可畏的等级制度，实质上体现的是农民阶级领袖自身难以克服的封建专制主义和皇权主义思想，在这种思想的支配下，太平天国所建立的政权势必会逐渐走向封建化。而太平天国领导人对宗教近乎狂热的迷信，高度集权式的皇权主义以及小农阶级固有的安乐思想使其统治的封建性相比清王朝而言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正如陈旭麓先生所说，“天国的尊卑体制比‘清妖’的尊卑体制更多一点霸气和蛮气”[3]80。在经济上，由于农民阶级的落后性，其思维结构难以接受实质性的社会变革，更不可能在资本主义经济发展还不充分的情况下承担变革社会生产关系的任务，这也是《资政新篇》无法付诸实践的根本原因。此外，太平天国发动起义的最直接原因是不堪忍受封建地主阶级的剥削和压迫，其起义目的无非是求生存，一旦实现了这个目标，其革命就失去了方向和动力。定都天京后，农民阶级安逸保守的小生产意识，使太平天国领导人安居于一隅，从而造成了其眼界和思想上的狭隘。正如李振宏教授所说[7]12，农民起义或农民战争的主观目的不可能是推翻封建制度，其客观使命只是通过自身的造反行动，改善一个封建王朝的统治政策，使其统治秩序由失序变为有序，从混乱走向正常，其历史作用在于促进封建社会的正常发展。马克思也曾评论太平天国说“除了改朝换代以外，他们没有给自己提出任何任务”[8]11。由此可以推断，纵然太平天国没有被镇压下去，其领导人也很难自觉产生推动近代化建设的思想意识，即使有也至少会推迟，而这恰恰是源于农民阶级自身难以克服的局限性。

　　总之，我们固然不能因为太平天国是一个封建政权而否认其存在实施中国近代化的可能性，但从它自身统治所存在的种种严重问题来看，很难相信它会先于清政府将这种可能性变为现实性，而成为中国近代化进程的开启者。

　　二、太平天国客观上成为清廷实施近代化的“催化剂”

　　太平天国虽然自身无力承担起开启中国近代化进程的重任，但在中国近代化的进程中，它仍然产生了重要影响，起到了“催化剂”的作用。

　　首先从社会政治方面来说，太平天国搅乱了整个封建社会的统治秩序，为了镇压来势汹汹的农民起义，清朝统治者不得不笼络汉族地主和官僚，扩大部分地方督抚的权力，这样就导致了地方政权相对于中央统治的自立倾向，使封建社会的中央集权统治有所松动，从而为近代化的实施在政治上打开了一个缺口。其次，在社会经济方面，太平天国虽然没有改变原有的封建土地制度，但“它对部分地主分子的人身消灭和整个地主阶级的经济勒迫，又造成了地主分子的出逃和地主经济的萎缩”[3]83，削弱了地主阶级的力量;与此同时，由于连年的战争造成大片土地荒芜，使“客民”开垦得地成为可能，从而产生了相当数量的自耕农。地主经济的萎缩和自耕农的增多促进了商品市场的扩大，为近代化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产生创造了条件。不仅如此，在军事上，清王朝一向严格控制军权，不允许地方上办军队，更严防汉族官僚编练新军。然而，与太平天国激战过程中，清王朝的主力军八旗、绿营却难以遏制太平天国的兵锋。为了镇压太平天国，清政府被迫同意曾国藩、李鸿章等在地方招募新军，由此产生了配备西方先进武器装备的湘军、淮军，推动了近代军事工业的产生和发展，而在此期间成长起来的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等则成为后来洋务派的主要代表人物。此外，第一次鸦片战争后，以英国为首的资本主义国家一直对中国虎视眈眈，一些有忧患意识的经世思想家们开始意识到了来自西方的巨大威胁，纷纷提出了挽救民族危亡的救国方案，主张向西方学习，早在1842年魏源就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的主张，然而却没有引起统治者的重视。而太平天国运动的爆发，加剧了国内的阶级矛盾，使清王朝的统治遭受到了巨大的冲击。在内忧外患的双重打击下，越来越多的封建官员开始意识到学习西方，发展近代军事工业的重要性，于是，便有了洋务运动的兴起。

　　由此可见，太平天国加速了清王朝在政治、经济、军事以及思想意识等方面的变化，为中国近代化的实施创造了条件，在推动中国由封建化迈向近代化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三、结语

　　太平天国运动持续十数年，给清王朝以前所未有的打击，在其影响下中国许多东西都已不复旧日模样，政治、经济、社会等方面都有了不同程度的变化。从某种意义上讲，它对中国走向近代化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这一点毋庸置疑，但这种作用是有限的、间接的。因此，在探讨太平天国与中国近代化的关系时，不能人为地拔高其历史高度，认为其足以担负起开启中国近代化进程的历史重任，事实上，由于农民阶级的落后性，其统治不可避免地会出现一些问题，而这些问题有时往往却是致命的。譬如，太平天国日益腐朽的统治及农民领袖思想上的狭隘，不仅使其无力带领中国走向近代化，而且最终也葬送了其革命前程，对此，不应过分苛责。太平天国运动虽然失败了，但它留给历史的余响却是长久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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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傅国涌.历史深处的误会・近代史的大人物小细节[M].北京：东方出版社，2006.

近代史2000字论文篇7

　　【摘要】《申报》作为一份在近代中国发行时间最久，具有广泛社会影响的报纸，具备着很高的人文社科价值。本文将从史学、新闻学和经济学三个方面角度来分析《申报》在中国近代新闻史上的贡献。

　　【关键词】《申报》；历史回顾；业务改革；经营创新

　　《申报》创刊于1872年4月30日。创办人为英国商人安纳斯脱？美查，后转卖给民族资本家并几经易主，抗战初期一度停刊。1938年10月在上海复刊，直至1949年5月27日上海解放，几经波折，历时78年，共出版25600期。《申报》作为中国现代的报纸开端和标志，在中国近代新闻史上有着里程碑的意义。

　　一、史学价值

　　《申报》保存了大量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科技资料。特别是记录了上海当地及全国乃至世界的重大事件，再现了当时军阀、地方势力、中共和其他党派及人民群众的活动。

　　（一）报道全国性重大事件

　　《申报》曾对进行了全方位的报道，包括学界如何反对割让领土、拒绝对德合约；惩办卖国贼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并迫使他们辞职的报道，学生罢课与学生被捕情况的详细记录。更加珍贵的是，保存了罕见的的历史照片，将的全貌更直观的呈现给后人。

　　（二）报道地区性史实

　　1872―1929年，《申报》对苏沪等地进行了长达80年的持续报道。内容涉及政治、经济、文化各个方面，报道区域也精确到具体县市。《申报》通过这些鲜活的新闻，对江南地区人民生活方式，社会生产方式，社会风貌形成以及社会变动轨迹进行了持续而广泛的报道。这些细节性的事实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近代中国史研究的空泛，使史的研究更“有血有肉”，栩栩如生。

　　二、新闻价值

　　《申报》无论是从办报宗旨，报道角度的拓宽还是新闻业务的改革，都值得后来人学习借鉴。

　　（一）办报宗旨

　　它始终都在追求新闻独立自由、客观公正、及时准确、为大众服务的理念，注重新闻的真实性和时效性。美查称，“利”和“义”并不完全对立，办报为了盈利，并不排斥在必要时仗义执言，报纸的言论要“上关皇朝经济之需，下知小民嫁穑之苦”。

　　《申报》在国内报纸中最早使用电报传送新闻稿。1874年《申报》刊出经由丹商大北电报公司海底线路拍来的关于英内阁改组的伦敦电讯，为国内报纸刊出的第一条电报新闻。津沪电报线路于1881年12月交付后，《申报》立刻把握机会，利用线路传递南北各报新闻。

　　（二）舆论监督

　　报刊一直是近代中国最重要的公共舆论的平台，因此，把握并利用报刊的舆论导向就成了近代中国各种势力追求权力表达，诉求政治立场的必选之地。在每次剧烈的政治斗争或者社会对抗中，报刊会被卷入其中，并置于风口浪尖。《申报》自创刊以来，始终被不同时期的各种政治势力所争夺的公共舆论平台。不管是美查为赚钱扩张经济势力创办报纸，到席子佩接手经营，再到史量才主持，最后到共产党接手大陆而退出舆论界，中外各种政治势力为占据《申报》这个舆论至高点，进行了纷繁复杂，“刀光剑影”的斗争和合作。《申报》一路走来，中国社会的公共舆论空间经历了从无到有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随着舆论空间的不断扩大，公共舆论平台的建立，人民拥有了更多的表达机会。各种政治势力进行争斗时，不得不考虑到人民大众的呼声和言论。报刊舆论公共空间的不断扩大，一定程度上有利于消减阶级对抗，促进社会和谐。

　　（三）时评

　　陈冷在新闻评论方面提出，报纸应该做到“明白公正”，即言论既要为读者提供明白的观点又要有公正的态度。对于评论的文体，他主张用言简意赅的时评文体取代《申报》传统的“论说”。他的每日一议、尖锐泼辣的是评委《申报》赢来了不少读者的喜爱，使《申报》步入巅峰。

　　“时评”在很长时间里起到了《申报》的“社论”作用。社论是“代表报刊编辑部的权威言论。它集中反映并传播一定的政党、社会政治集团和社会群众团体对当前重大事件和迫切问题的立场、观点、主张，是影响并引导社会舆论的有力的评论形式”。时评”专栏是报刊业务的一种进步，半文半白的语言已经被白话文取代，报刊语言的白话趋势已成必然，用白话文创作“时评”适应了语言的变化。对于时评文章的发展而言，这是一次大的调整，虽然放弃了原有的特点与风格，但迎合了时代的发展，为时评文体带来新的生机。

　　报纸可以宣达政令，也可以掌握主动权，分析时局，探讨国家出路。《申报》中有很多时评是对时局政治的客观分析或是探讨国家出路的“救世文章”。“九一八”事变之后，《申报》发表了时评《国人乎速猛醒奋起》号召国人迅速惊醒：“今日之事，痛哭不足以救国，轻举不足以救国，待助于人犹不足以救国。救国在于积极有效之行动，在于万众一心之团结。”此外，每逢元旦，《申报》都要发表一篇新年展望的时评，年末又要发表一篇对一年之内进行总结的时评。虽然每年各不相同，但大致都要劝告政府善待国民，增强国力。

　　（四）重视发表副刊性文字

　　这是《申报》在新闻业务上的一大创造性举措。该报公开征集竹枝词等文艺作品，并在版面上特辟文艺类作品的篇幅，以满足当时主要读者群――旧时文人的兴趣爱好。这一创举为后起的报纸所效仿，开我国报纸副刊之先河。研究读者爱好，满足其正当需求，保证一个稳定的受众群。

　　三、经济学价值

　　报纸的企业化是民初中国新闻事业职业化的一个重要现象。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西方帝国主义列强无暇估计对中国的侵略。使中国资本主义经济有了快速的发展空间，给中国商业性报纸实行企业化方针提供了有力的条件。《申报》首先向现代企业化报业方向迈步。

　　（一）广告

　　该报聘请张竹平任经理，设广告推广科，派出外勤四处招揽广告，改进广告设计，代客户绘制广告图样，撰写文字说明，直至客户满意，这些服务都深受工商界的欢迎。因此，《申报》的广告日增，成为盈利的主要来源。广告的版面面积逐渐由十分之五六增为十分之六七，超过了新闻报道的版面。

　　《申报》广告值得挖掘的东西有许多，完全可以按照时间线索，从《申报》创直直至停刊，对广告的形式和内容进行细细分析，追溯近现代广告发展变化的轨迹，把握近现代广告的发展规律，理清现代广告如何一步步从粗糙走向成熟，其中义有哪些是值得借鉴的合理要素，这在广告学上是很有意义的。倘若对其中的各种广告进行深人分析，对广告者、广告内容、广告对象、广告效果进行剖析，从而找到许多有价值的广告经验和手段，这对制作现代各种类型的广告也是大有裨益的。

　　（二）更新技术设备

　　麦克卢汉曾提出“媒介即讯息”理论。在漫长的人类发展过程来看，真正有意义的，有价值的的“讯息”不是各个时期的传播内容，而是这个时代所使用的传播工具的性质，它所开创的可能性以及带来的社会变革。麦克卢汉从媒介技术的角度，强调了媒介的社会历史作用，虽有片面性，但媒介技术的变革的巨大历史功效是不容忽视的。

　　《申报》花费70万两白银于1918年建起高5层、拥有百余间房间的报馆大楼，又从美国购进两部最新式的印报机，两小时可以印完十多万份报纸，添置配套的制铜版机、铸字机、压纸版机、浇铅版机、铜字铜模等机器，还自备汽车，加快送报速度。这一切，使《申报》成为当时全国设备最新、最完备的报纸，并为以后进一步企业化打下坚实的基础、做好了充分的准备。

　　（三）知人善任

　　文化与经济领域一样，一切竞争归根到底都是人才的竞争，媒介的成败其实就取决于媒介从业人员的素质与实力。像任何成功的事业一样，《申报》的经验在于形成了一支强有力的人才队伍，并让其各展所长，用好了人才，使这支队伍的团队效应得到充分发挥。

　　史量才自接办《申报》起，就分外注重报社的人才建设，从创业初期被称之为史氏“左膀右臂”的经理张竹平、总编辑陈景韩，守业期经理马荫良、总编辑张蕴和、《自由谈》编辑周瘦鹃的选择、使用，到鼎盛期规划人才黄炎培、陶行知、报业专才戈公振、副刊编辑黎烈文等人的吸纳、任用，无不显示其慧眼识人，唯才是用，用人不疑，灵活实际的用人风范。史量才非常善于抓住对方身上最适合于《申报》的特质，为他所用。越是在报纸发展的关键时期，他越能大胆放权，给人才足够的发挥空间。

　　《申报》作为近代中国最大影响、实力最强、历史最悠久的中文商业报纸，有着很强的研究价值与意义，无论是从史学、新闻学、经济学角度提供参考，在法学、文学等其他人文社科方面也有很大的价值，对中国近代新闻史的发展有不可忽视的贡献，值得后期报纸及现代报业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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