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午甲午纪录片观后感从甲午到甲午：日本人的中国观之变

【甲午甲午纪录片观后感】从甲午到甲午：日本人的中国观之变

　　“支那”一词真正得以在日语中消失，关键在于新中国成立后取得的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战后普遍对美国顶礼膜拜的日本人震惊了。一再看到和听到“中国人”“中共军队”取得胜利的新闻报道，许多日本人在感叹之余，对中国产生了真正的敬佩之感。

　　作为又一个甲午年，2014年国内举行了前所未有的历史纪念活动，同时通过决定，将1937年12月13日南京陷落日作为悼念日军屠杀死难同胞的国家公祭日。

　　多少年来，中国人不断揭露和声讨日军制造南京大屠杀的暴行，这自然有必要，但不能陷入简单的悲情意识。对当年侵华日军的暴行，应摆脱固定的“脸谱”式描绘，从民族文化的维度，探索当年东洋武士乃至民间的对外扩张思潮是怎样形成的。

　　在中国制造屠杀暴行的日本人，参加“皇军”前大都是老实的下层工人、农民，到了中国大地上却成了凶神恶煞，其思想根源除了“皇国至上”的教育，也在于日本社会上长期流行的蔑华、辱华风气。

　　仰视、平视和俯视

　　笔者小时候对日本人的印象，主要来自于抗日题材电影中那些“鬼子”的狰狞形象。后来接触到一些在华工作生活的日本人，看到他们总是弯腰行礼的样子，观感虽有改变，不过认为他们毕竟不是军人。在上世纪80年代中日政治关系比较好的时候，笔者又参加接待过一些日本来华的访问者，包括昔日曾当过“皇军”军官、士兵的旧军人。90年代初我到日本的时候，也曾会见过参加侵华的老兵和“帝国军官”。这些人彬彬有礼，看上去大都是本分忠厚的老头，很难想象他们参与过骇人听闻的暴行。

　　那些日本老军人见到我这样兼有学者和军官双重身份的中国人，一般都回避谈自己在中国打仗的事，反而愿意谈在军营中受的虐待和战时遭受的痛苦，意思是自己也是受害者。我一提到日军在中国的侵略罪行时，他们大都马上沉默，或简单地说那是上司的命令。这种态度，其实也反映出大多数经历过战争的老一代日本人的共同心态。

　　据一些专门采访老兵的日本学者统计，只有二成左右的老兵能反思战争罪行并表示对不起中国，一成左右的人还坚持“大东亚战争”有理，七成的人虽对侵华战争表示遗憾却又认为“当年打仗是没法子，打起仗来军纪也难保证，难免有施暴的事”。这种比例清楚地表明，战后日本社会并没有清算发动侵华战争的思想根源。至于年轻一代日本人，多数对侵华战争历史不了解也不感兴趣，大都笼统地认为“战争就是不好”而没有是非观。

　　正是利用了这种社会心理，日本右翼势力几十年来一直鼓吹“大东亚战争正义论”。为此，自然要否认南京大屠杀等众多在华暴行，面对无可辩驳的犯罪铁证也只称为下级官兵的“军纪”问题。这种右翼思潮的兴起，自然会使多数日本人不能正视过去的侵略罪责。

　　追溯起来，中国过去曾是日本人崇拜的文化母国，不过其对华态度却经历了仰视、平视和俯视三个阶段。

　　在中国的唐朝至宋朝，日本对华基本是仰视，通过学习中国文化走出了蒙昧落后时代。从元代到甲午战争前，日本对华转为平视。日军借所谓“神风”(即台风)击败了忽必烈的舰队，后来出现百年倭寇之患和丰臣秀吉侵朝，幸亏明朝军队在朝鲜打败日军，才使其收敛了野心和傲气。甲午战争中日本将清军打得一败涂地，自此以后半世纪里，日本人傲慢地自居于中国之上，形成了俯视。

　　宋明两朝相继被北方游牧民族灭亡后，日本的上层和文化界便认为“崖山之后无中国，明亡之后无华夏”。他们认为，过去的文化母国已沦为蛮夷之地，东方的文化精萃已转移到他们这个所谓的“日出之国”。在幕府后期和明治维新后，“皇国是世界的中心”成为日本的基本教育理念。甲午战争期间，日本社会上流行的观点是“文明与野蛮之战”，认为对“落伍民族”就应该毫不留情地征服，旅顺大屠杀等暴行就是在此种观念下制造出来。此后几十年，随着两国经济和文化水平的差异越拉越大，日本社会上蔑视中国的观念日益强烈，其军人在华挥舞屠刀也就如宰猪羊。

　　设在哈尔滨的日军731细菌部队，集中了日本一些文化水平很高的医学界精英人物，他们在中国人身上搞活体试验的凶残行径骇人听闻。据统计，参加这一部队的3000多人中，战后只有十分之一左右的人出来揭露并反思罪行。他们都说，当年进行那种血淋淋的试验时，只将受害者看成“马鲁太”(即木头)，部队中“同情中国人的几乎一个也没有”。

　　“豚尾奴”到“支那人”

　　多年来，中国影视作品中的日本侵略者的台词中往往使用“中国人”一词，这其实不符合历史事实。因为，那时东洋社会上只轻蔑地使用“支那人”之称。这一词汇对于现在中日两国的多数人来说已经很陌生，然而在日本侵华的年代，这是一个带有国耻烙印的称呼，让中国人感到刺耳痛心。翻阅当年日本的出版物，随处可见“支那驻屯军”“支那派遣军”“日支关系”“北支治安战”之类用语，而根本不以“中国”相称。

　　二十多年前，笔者曾访问过日本最大的华人居住区——横滨中华街，了解到了“支那”这一称呼在当地的出现和消亡。

　　自古以来，日本就是一个几乎由单一民族构成的岛国，除和族以外的其他民族很难在此立足，更不易形成区域性的社团。在海外以擅长开拓著称的华侨，从明代以后虽不断有人东渡经商或定居，却也仅仅在横滨城内只有几亩地大的唐人街上多少开创了一点局面。至19世纪末，横滨的华侨约有2万余人，主要经营中国土特产杂货贸易和“中华料理”。甲午战争之前，一般日本人对作为自己文化源头的中国还持有某种尊敬，横滨的华侨尽管也受到一些排挤却不至于公开受辱。自从“日清战争爆发”的售报铃声响起后，“猪尾巴”“豚尾奴”就成为日本社会上称呼中国人的绰号。唐人街上的华侨男子一走出街区，就有日本小孩在后面追逐，有时还肆意扯其辫子，口里喊着“清国奴！豚尾奴！”路边身着黑制服的警察看到，不仅不加制止，还往往放声大笑。

　　随着日本人在中国大地日益横行，东洋三岛上华侨的地位日低，留日学生也愈受蔑视。1912年清王朝被推翻，不能再称中国为“清国”，中国人也都剪去了辫子，没有“猪尾巴”了。日本人从此轻蔑地称其为“支那人”。那时，大批中国留学生东渡求学，横滨唐人街上的华侨同日本人也经常来往，他们都经常听到这样一些言语：“这个东西怎么做得这么糟糕，好像是支那式的。”“那儿怎么不打扫干净，脏得像支那人一样。”甚至日本小孩子吵架也常这样骂道：“你怎么这样笨，你父母肯定是支那人！”

　　当年留学日本的郭沫若在自传小说《行路难》中曾经痛心地感叹道：“日本人哟！你忘恩负义的日本人哟！我们中国究竟何负于你们，你们要这样把我们轻视？你们单在说这‘支那人’三字的时候就已经表现尽了你们极端的恶意。你们说‘支’字的时候故意要把鼻头皱起来，你们说‘那’的时候要把鼻音拉作一个长顿。”曾留学日本的著名作家郁达夫在小说《沉沦》中也写道：“原来日本人轻视中国人，同我们轻视猪狗一样。日本人都叫中国人作‘支那人’，这‘支那人’三字，在日本，比我们骂‘贱贼’还难听。”

　　其实，侵华时期的日本上层人物中也有人意识到，公开辱华会刺激中国留学生的反日意识。荒木五郎在日本众议院演说时就提出：“我辈日本人平素对彼等之态度，实多值得遗憾。连宿舍之女佣及商店之伙计，亦持冷骂冷笑态度……是以彼等学成归国之后，殆成排日之急先锋，是亦不得已者也。”话虽这样说，扩大侵华的需要使日本当权者仍在社会上煽动辱华风气。30年代中国知识界有一种说法是“留美亲美，留日反日”，前者虽未必准确，后者却大致不差。

　　以卢沟桥事变为发端的全面侵华战争开始后，一些狂热的日本军国主义分子不满足于“支那”这一贬词，还在社会上蔑称中国人为“强克猡”(“猪猡”之意)。在日本的华人外出时，经常可以听到这种辱骂。

　　鼓吹本民族地位至上，要夺取他国领土作为“生存空间”，并视被征服国人民如草芥任意杀戮，是20世纪兴起的法西斯主义的主要特征。德国纳粹自诩日耳曼人是“优秀民族”，理应消灭“劣等民族”，这也是其党卫军、国防军乃至冲锋队犯下反人类的集体屠杀罪的思想基础。在东方，日本军国主义者“大和民族”的优越感和对东方其他民族的轻蔑，同样是驱动其侵略扩张和制造无数暴行的思想基础。[NextPage]

　　战胜国终于被称为“中国”

　　1945年“八一五”投降之后，当日本人大都垂头丧气不知前景如何时，在日本的华人感到真是变天了。他们走在街上不再听到辱骂声，面对在日本登陆的美军先头部队，日本年轻妇女纷纷剪了头发换上男装四处躲避，横滨的华侨却自豪地走上街头欢迎前来的“盟军”，同时还将街名“南京町”堂堂正正地改为“中华街”。

　　日本战败后百业萧条，海外的数百万军民又遣返归来，饥饿和失业像两条鞭子抽打着大多数日本家庭。城市街头，大批穿着破旧军装的男人终日徘徊，为生活所迫的女人则在美军驻地附近公开拉客，通常一次索价仅1美元。此时，华人作为战胜国的侨民，却享受着“联合国人”的供应待遇。美国占领军不许普通日本人经营粮、油、糖、肉生意，华人却不在限制之列。华侨们利用这一良机，大开餐馆和杂货、洋服店铺，积累了资金，中华街就此成为横滨的繁华区。中华街周围的不少日本人一改过去的鄙夷态度，对华人投来羡慕的目光。反观旅日的朝鲜人，其国家已独立，因此被取消了日本国籍，同时又不能享受战胜国居民的待遇，多数人生活反而更加困窘。相形之下，华人由衷地感到身为中国人的骄傲。

　　战后国民党政府因忙于内战，放弃了向日本派遣占领军。不过，经过中国派驻日本的军事代表团的强烈要求，美国占领当局命令日本政府不得再使用“支那”一词。在中国抗战胜利9个多月后，1946年6月6日，日本外务省正式向国内各新闻出版单位发出了《关于避免支那称呼事宜》的通知。7月3日，日本教育次官也正式向国内各学校发出通知：“查‘支那’之称素为中华民国所极度厌恶者。鉴于战后该国代表曾多次正式及非正式要求停止使用该词，故今后不必细问根由，一律不得使用该国所憎恶之名称。”通知里虽然带着战败后无可奈何的口气，“支那”这一令中国人极感屈辱的名词毕竟从此从日本公开出版物中消失。

　　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国成为战胜国，但战时国民党政府的许多表现令许多日本人轻蔑，战争结束时中国战场上日强中弱的形势又没有改变，在战败者心中并没有真正确立起应有的尊重。日本人普遍认为“我们是被美国打败的，并没有败给中国”，民间相互之间谈论中国时还习惯使用“支那”一词。

　　“支那”一词真正得以从日语中消失，关键在于新中国成立后取得的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中国敢于出兵朝鲜，美国舆论惊呼遭到“美国陆军史上最大的败绩”，战后普遍对美国顶礼膜拜的日本人震惊了。一再看到和听到“中国人”“中共军队”取得胜利的新闻报道，许多日本人在感叹之余，对中国产生了真正的敬佩之感。抗美援朝的战报传到东北的日本战犯管理所时，那些由苏联递解过来、一向表示不服的战犯们，重新认识到自己老对手的强大力量，多数都低下了脑袋表示服罪并愿意接受改造。在日本的老一代华人从切身的体验中也大都深深地感受到，抗日战争的胜利使他们挺起了腰杆，朝鲜战争才使他们的祖国被承认为强国。

　　“中国”一词，就此才真正成为日本人平时的口头语言。战后出生和长大的日本人大都只有查字典才知道，“支那——系以往对中国的称呼”。

　　国力对比转换带来心理不适

　　新中国成立后，由于美国将日本作为东方冷战的重要基地，中日关系又受制于中美关系。1951年美国片面主持了《对日和约》，将对日抗战时间最长的中国排除在外。此后，根据美国的安排，日本吉田茂政府同台湾当局建立了外交关系，拒不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横滨等地的华人社团也受制于台湾派来的“大使馆”。

　　不过，此时新中国的力量已让日本人刮目相看，加上岛内左翼力量很强，日本社会要求恢复中日邦交的呼声很强烈。1952年以后，两国的民间贸易和往来逐步开展起来，日益扩大，在日华人又成了沟通民间贸易的重要渠道。

　　战后日本民众多数生活在贫困饥饿中，面临着俄式社会革命和美式社会改良两种选择。1945年至1949年间，美国对天皇为首的日本皇族的战争责任免于追究，对日本实行社会改造，制定和平宪法，推行土地改革，推动了日本社会的民主进程，也消除了革命条件。1949年日本共产党曾开始“城市暴动”的准备，结果美军和吉田政府宣布日共为“非法”。由于看到日本革命的条件不具备，自1952年以后，中国的对日方针转为争取日本中立并实现国家关系正常化。

　　上世纪50年代至60年代，日本政府跟随美国敌视中国，不过当时日本社会上左翼力量也比较强，揭露侵华战争罪行和主张中日友好的呼声很强烈。在官方不能建交的情况下，中国领导人采取了民间外交即争取日本人民的政策。“两弹一星”的成功又增强了军事震慑力，加上当时实行联合美国、西欧和日本对抗苏联的“一条线”战略，这种形势终于促成了1972年中日恢复邦交。

　　据中日恢复邦交时的新闻调查，日本社会上多数人表示过去“对不起”中国，尤其是老年人中这种态度更强烈。1978年中日友好条约签约后，日本社会进行的民意调查显示，对中国“有好感”的人多达八成。在这种大气候下，日本政府通过了相当于300亿美元的长期日元贷款，作为中国放弃战争赔款要求的一种补偿。

　　上世纪70年代至80年代，访日的中国人为数很少，大都受到满脸笑容的热情对待。我注意到，当时日本媒体的报道大都带有居高临下的心态，都讲中国“穷”，应该给一些援助。90年代以后，苏联瓦解、冷战结束，日本和美国不再有联华抗苏的需求，并感到中华崛起是一种威胁，官方和媒体对中国的态度日益逆转，并影响到民间。加上赴日留学、工作和定居的中国人在90年代末达到60万，成为日本的第一大外来族群，直接交往扩大的同时也出现了不满和摩擦的升级。

　　90年代初笔者到日本时，只能在低档商店看到一些廉价中国产品，2000年再到日本时，商场中已充满了“中国制造”。有些右翼分子就此煽动称，本国已成了中国产品的殖民地。由于日本经济增长率二十多年来几乎陷入停滞，普通老百姓也容易听信宣传，认为中国人抢了他们的饭碗。

　　近些年来，由于在钓鱼岛问题上的冲突，“中国威胁”论在日本甚嚣尘上，日本要求美国提供保护。偏激民族情绪在社会上蔓延，也使主张中日友好的声音很难发出。在日本，有过战争责任的老年人差不多都已不在世，对中国仍不断声讨日本过去侵华的罪行，战后新生代普遍感到不满，认为是打压他们成为正常国家。据近年来的日本民意测验，对中国有“好感”的人降到不足一成。

　　仔细观察，日本政府在村山富市首相1995年发表著名的承认侵华的讲话之前，从来没有用过对华“侵略”一词，而是采取“过去的事就让它过去”的不讲是非的态度，其根源也在于战后对天皇制军国主义的罪行没有做过清算。

　　从日本侵华时期和战后的社会情况看，想彻底清算侵略罪行的最好时机是战争结束后的战犯审判之时。当时因为美国扶植日本、建立东亚反共基地，错过了这一历史机会，才导致后来几十年间日本否认侵略罪行，让中国人愤慨不已。

　　人们也应看到，如今日本社会上对华态度的变化，在很大程度上是中国崛起引发其心理不适应的结果，与侵华年代蔑视“支那”的傲慢心态完全不同。回想1990年时，中国的GDP只及日本的八分之一，2000年达到四分之一，2010年终于超过，到2014年达到日本的两倍(这与日元近期贬值也有关系)，中日关系由“日强中弱”转变为“两强并立”，再转变为“中强日弱”。对习惯于崇拜强者而傲视弱者的日本社会而言，现在的心理不适应恰恰是这一角色转换时期的表现。

　　邓小平有句名言：“发展是硬道理。”待到中国真正强大、富裕起来时，日本社会上对华尊敬和好感的心态肯定会重新占主流。过去因为落后而挨打，自己实力不济时又不能让战败国认罪，想让中日关系走向健康轨道，只有靠中国的发展。这也是人们回顾历史应该得出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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