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对柳宗元说柳宗元说官场：反对官本，提倡民本

【我想对柳宗元说】柳宗元说官场：反对官本，提倡民本

　　柳宗元主张“官为民役”。他说：官吏是百姓的仆役，而不是役使百姓的人。可官吏拿了俸禄，却不为老百姓办事。他打比方说，你家雇了佣人，他拿钱不干事，还偷你的东西，你不但不能表示愤怒，也还不能惩罚辞退他，这什么道理？

　　柳宗元《天爵论》批驳封建官本位

　　官场是封建等级制的产物，而等级制和天命论一样都是维护封建统治的支柱，也是构成皇权政治制度的链条。所谓君臣父子，上智下愚，所有封建礼教，都是由此引发和生成的。柳宗元反对封建等级制，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反封建，反对门阀制，一是反对官本位，主张官为民役。等级制的核心是一个“官”字。古代“官”字分两个部分，上面是一宝盖，像屋顶相连的大房子，下面是土堆的本字。房子覆盖的是土。两部分合起来代表治理众人。“官者管也”，他们是替君王治理百姓的人。这就是官吏的来源。

　　柳宗元《天爵论》公然批驳封建官本位的虚伪本质。这里说的爵，其本意是指上古一种三足两柱﹑仿雀形的酒具，盛行于商代和西周，后来用它作礼器。爵在古代是至尊之物，天子分封诸侯时用爵赏赐诸侯，爵就成了一种身分和地位的象征，即权势﹑官位﹑等级。爵古是分等级的，有公﹑候﹑伯﹑子﹑男五等。战国时买卖官爵盛行，而且不是什么丢脸的事。从而演生出天爵说，孟子说：有天爵，有人爵。仁义忠信是天爵；公卿大夫是人爵。天爵是自然的爵位，人爵是社会的爵位。人爵用今天的话说就是官爵。人为了当官修天爵，讲仁义忠信；而一旦当了官，仁义忠信就不见了。

　　柳宗元对此不以为然，他认为，天爵不在乎仁义忠信，而在于明与志。他解释说：志是刚健之气，明是纯粹之气。仁义忠信靠明来辨察，靠志来获取。柳宗元认为，天爵本来就不是什么自有的东西，这就把为官的遮羞布撕掉了。孟子时，有人说“人皆可以为尧舜”。孟子认为：尧舜之道就是孝弟。他说：只要穿尧的衣服，说尧说的话，行尧做的事，便是尧了。而柳宗元却说：孔子去掉明和志，就成了一庸夫；而把志和明授给庸人，庸人就变成了圣人。人无贵贱，皆可为圣贤。这样非圣侮贤的话，翻遍史书也觅不见。

　　古时读书人讲安贫守道，而《左传》说孔子认为“守道不如守官”。柳宗元认为这是误传。他坚守为官以道，非道不为，这在当时官场是很难做到的，也很少看到为官者说这样的话。柳宗元曾和岳父杨凭论说举荐贤才的事，柳宗元认为人才是治理国家的根本，可了解人才难，举荐人才难，辨认人才更难。他例举了四种人：一是有才而耻于向别人说的，这是上等人才；二是有才而乐于向别人说的，这就差点；三是没有才能而善于自我吹嘘的，这是祸国殃民的家伙，贼也；第四种是没有才能也不说，可看着好象有才能似的，实际是土块木头。可这种人却受人欢迎，被认为是“长者”，授重臣，享厚禄，位列三公。其实这是在说那些靠门阀作官的庸类。柳宗元说：人们往往说老实愚笨的人没有害处，这在乡村称那些平常人为“长者”还可以。可让这些人去做官，尤其是做高官，如同把一些泥塑木雕一类的东西摆放在朝堂上，给他们穿上礼服，配给仆从护卫在他们身边奔走，怎么能靠这些人去解救百姓的苦难呢？这样的人地位愈高对社会的影响愈坏。圣人之道不能有益于社会，都是用人不当造成的。

　　柳宗元“官为民役”的民本思想

　　柳宗元在永州作《送薛存义序》，论述民本思想。《送薛存义序》和《封建论》如鸟的两个翅膀，它代表了柳宗元政治主张的主要想法。为民是官之本，反封建(藩镇)是政之本，两者相辅相行，才会天下太平，民众安康。民本思想原本出之统治者中的有识之士，本义是为统治者利益着想，这比“贱民”、“轻民”对百姓有利，其思想在历史上有积极进步的作用。最早提出这一说法的是周公。周公在扶佐周武王东征灭商时，亲历商奴隶前线倒戈的场景。他感到天命无常，进而认识到“保民”才能“享天命”。孟子也主民本说，他有不少这样的话。而后世统治者和官吏却连这点装样子的话都不放在心上，他们与民为仇，与百姓为敌，无休止的役使民众。

　　柳宗元与之针锋相对，主张“官为民役”。他说：官吏是百姓的仆役，而不是役使百姓的人。老百姓用地里十分之一的物产雇佣你来管理，你理应尽职尽责。可官吏拿了俸禄，却不为老百姓办事，现在天下到处都这样。如此待民，这与理不合。他打比方说，你家雇了佣人，他拿钱不干事，还偷你的东西，你不但不能表示愤怒，也还不能惩罚辞退他，这什么道理？柳宗元认为这是“势不同”。这里的“势”有两层含意。一是与《封建论》所说的“势”相同，即世道使然。这个世道让“官为民役”的道理背逆了。二是为官者是权势﹑地位的象征，自然不会讲什么“官为民役”的道理。

　　柳宗元年青时就信奉官为民役的思想，他说，官吏是老百姓雇佣的仆人，吃用靠百姓，理所当然就应回报他们。在永州，柳宗元曾与交好的饶州刺史元洪论说赋税的弊病。当时富人通过贿赂官吏隐瞒田产少纳税，赋税都转嫁到穷苦无告的百姓身上，底层人民已到了破产困饿死亡的地步。为此，富者税益少，贫者只能到地里捡拾漏掉的麦粒交税。柳宗元主张抑富免贫，平均赋税，可在那样的社会背景下是根本行不通的事。

　　《柳集》有《吏商》篇。所谓吏商，是指掌管国家贸易买卖的官吏和当官经商的人。汉代盐铁专卖，唐宋时也是这样。由于官家定的盐价高，老百姓都买贱的私盐吃，或者只能喝淡盐汤。官吏借势经商是当时的社会常态。柳宗元说：“吏而商也，污吏之为商，不若廉吏之商，其为利也薄。”其实，商人重利，吏商更是如此。为官与利相系，何廉之有，更无廉吏可说。柳宗元说：“君子谋道不谋富。孟子好道而无情，其功缓以疏，未若孔子之急民也。”他想劝说吏商“君子谋道不谋富”，这如同让水火相容。柳宗元想救民出水火，这本是正理，可当政者谁会听他的？

　　由门阀士族把持唐代官场

　　唐代官场当时仍是由门阀士族主导的，一般人很难挤进去，当时大多数读书人都是靠投门托情，投机钻营来求官取利的。为求官阿谀权势，以至卑躬屈膝，时人也不为耻。读书人上书权贵，献文献诗显白取媚，蔚然成风。这股靠门第做官之风起于魏、晋、南北朝。当时社会门阀势力风行，人们靠祖先的功勋得官取利。魏文帝曹丕行九品中正制，把人分为九等，作为选任官吏的依据。由于做官的都是世族豪门，自然形成了“上品无寒门，下品无世族”的局面。魏晋时修家谱成风。

　　到唐代士族地主虽日见衰败，可讲门阀、修家谱之风仍很盛行。有些人为了抬高身分故意伪造世系给自己套些阔祖宗来，就连最高统治者皇帝也是这样。李唐冒称陇西望族，编造瞎话说自己是道家始祖李耳的后代。唐代有个叫郑仁表的人，靠文章和门阀做过起居郎，这是编修皇帝起居言行录的官，他以门阀文章自高，作诗说：“文章世上争开路，阀阅山东拄破天。”诗里的阀阅是指世家门第，当时的世宦门前都立有表功绩的牌坊柱子。郑仁表荥(yíng)阳人，山东大姓，说他家门前的柱子可以捅破天。足见门阀世族在当时社会的影响和气势。

　　永贞革新时，旧派老臣之所以反对王叔文，一个重要原因是王叔文出身寒门，又是靠棋艺和书法得宠的。唐代轻视艺人。《新唐书?阎让传》记载了这样一件事，一次，太宗与侍臣泛舟春苑池，见有异鸟随水波飞跃，一时兴起，让侍臣赋诗，召著名画家阎立本作画。阎立本官已至主爵郎中，这是掌管封爵的官。可身为画师，他又只能趴伏在池边，研弄丹粉。望着坐在舟上的人，他羞愧的直流汗。回到家，阎立本对儿子说：我少年读书，文辞不比谁差，只因以画出名，就遭此轻贱，你不要学为父染习它。唐太宗曾对宰相房玄龄说：工商、杂色之流，可厚给财物，不能超授官职，也不可与朝贤君子，比肩而立，同坐而食。可见对艺人多么轻视。

　　《颜氏家训?勉学篇》曾对门阀子弟有很精彩的描述：说没有学问的贵族子弟，穿着豪华，像女人一样打扮。涂脂抹粉，驾长檐马车，穿高跟木鞋。科举考试时，偷看别人的答卷，找人代作诗赋。他们在众人前洗脚，撒尿；还任意到别人家里，调戏妇女；纵恣淫欲。柳宗元说世族无能，像朽木粪墙，一遭丧乱，便转死沟壑，随风而靡，他们沿袭的虚名也就丧失了。

　　唐时日本有大量留学生、僧人和遣唐使在中国学习，木屐和宽衣大袖也被他们当成时尚带回日本去了。其实这种装扮，始于魏晋。当时人服食丹药后，往往变得暴躁狂傲。为了避风擦伤皮肤，崇尚宽衣绶带；又为轻便透凉，不穿布鞋改着木屐。后来读书人习之成了一种时尚。因服丹药不能常换衣服，身上长满虱子。《初学记》说；王猛隐居山中，与人“说当代之事，扪虱而言，旁若无人”。说这是洒脱，其实是一种病态。柳宗元《永州马退山茅亭记》记述东晋谢灵运常穿带齿的木鞋登山的事。宋代叶紹翁《游园不值》诗是大家熟悉的，诗说：“应怜屐齿印苍苔，小扣柴屝久不开。春色满园关不住，一枝红杏出墙来。”从诗里看，穿木鞋出游在宋代也很流行。据《魏书》记载，当时门第之见在亲属之间也泾渭分明。同堂兄弟，因婚亲贵贱不同，便有世家大族与普通庶族的区分。为了维持族姓贵贱的恒久不变，当时的士庶间禁止通婚。门望较下的人家，以与望族结婚为莫大的荣幸。

　　门阀制自魏晋至隋唐绵历数百年，说到底是家天下维护自己统治歧视读书人的行为。柳宗元后来在谈到他刚进入官场时的情景说：他做蓝田县尉时，每天早晚在大官的堂下奔走，与差役没什么区别。官署里尽是些俗吏，不是谈做买卖，就是说经商亏赢。大家都在做生意。李翱，韩愈的侄婿，也是韩门大弟子，他作文说官吏经商和酿酒赢利。行状，是一种文体的名称，专为记述死者生平行事而作的文章，一般由门生、故吏代笔。李翱《百官行状奏》批评说：“今之作行状者，……莫不虚加仁义礼智，妄言忠肃惠和。”其污秽溢于言表。

　　唐代承袭隋朝开科举取士的制度，这应是对门阀世族是一个挑战，可它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这种局面。我们查看史料，当时寒门读书求科举是在缝隙里挣扎，真正能走出来的没有多少人。许多人连考了十几年，也没中进；这中间一半人头发都白了；大多数人一辈子也没能考中过。柳宗元二十五岁时说：他在京师九年，考中进士的只有二百六十人。也就是说每年不足三十人。而大量的官吏不是靠科举得到的。那时科举之外，还有很多为官的途经，可都是要靠裙带关系和祖上功德来求取的。

　　柳宗元《梓人传》说的“胥吏”，也就是官府里办理文书的一类官吏，郡守等地方官是可随意任用的。玄宗时的国子祭酒(相当教育部长)杨玚说，每年凭关系等途经为官的有二千多人，比明经、进士取仕多十余倍。柳宗元曾写文章直言科举之弊，要求变易它。他自己科举顺利，却反对科举，这显然不是出于私利。这样的胆识，唐朝没有第二人，后世也少见。柳宗元这是在捅官场的马蜂窝。所以到了清代乾隆时，纂修《四库全书》的程晋芳还在《摭言后序》里为这事非难柳宗元。

　　柳宗元对官场的批判

　　《柳集》有一篇《宋清传》，是借商人来说官场的，很耐人品味。文中的宋清是一药商，他取利有道，每以优价进善药。不但京城的郎中用他的药配方，有病的人也都向他求药。他对京官不管升迁谪贬，都笑卖迎送。有贫士请药，他常多赊折。遇人有急难，常倾财救之。他为此得“远利”、“大利”。柳宗元说：宋清是商人，不以逐利为道，而那些居朝廷﹑居官府﹑居学堂﹑居乡里的士大夫，却争利于市，太可悲了！柳宗元慨叹没有宋清这样的人与之交往。做官为了求利，把官场当市场来经营，用做买卖的手段结交朋友这是当时习以为常的事。《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有这样一个故事，廉颇失势时，食客纷纷离去，后再为将，又都回来了。廉颇很生气，命令门客都退去，可门客却说：“夫天下以市道交；君有势，我则从君；君无势，则去，此固其理也。”说这是天经地义的事。旧时官场，得势，车水马龙；失势，门可罗雀。这是那个社会的常态。

　　柳宗元曾受托作过壁记。什么是壁记，就是古时嵌在墙上的碑记。打个通俗的比方，如同当今政府行政大厅的官员和机构的公示板。当时朝廷百司都有壁记，记官秩创置始末和前政履历，既有激励后进，又有一种监督警示的意味。所谓官秩，是指官爵与俸禄。说白了，这是告诉你，想享用什么样的俸禄，就得尽什么样的职责。古时官吏靠俸禄吃饭，看重官秩是很自然的事。可又没多少人会真正照此去做。唐代官场宴饮盛行，每有酬应会宴，必有官妓侍候。杜牧有诗说：“嘉宾能啸咏，官妓巧妆梳。”这是当时官场的常态，正如柳宗元所说：“今京师百官，咸有斯制。”这是说大家都这样。据柳文记载，当时各级衙署都留有“余财”作为“食本”，京畿小县月有宴饮，以“获僚友之乐”；重镇千人盛宴更屡见不鲜。柳宗元《岭南节度使飨军堂记》有记载，说筵宴当日，旗幡林立，鼓乐不绝；歌伎兴舞，飞腾幻怪。数以千计的人仰视就列入席。这是被当时的场面和气势镇住了。山珍海味，飞禽走兽，美酒佳肴，尽人享用。其“煌煌盛典，照耀一时”。这与百姓困饿而死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柳宗元《舜禹之事》竟敢指着皇帝的脑袋说禅让事，并直言告诫说，你要保住皇位，就得利民抚民，让百姓归顺。写这一文章背后的原因到底有什么所指，我们已无从查考。但让人联想宪宗轼父篡位又很自然。书生不畏死真让人钦佩。

　　下一讲我们介绍柳宗元的佛学思想，欢迎收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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