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二八台湾事件|震惊台湾的“二二八”惨案是如何发生的

二二八台湾事件|震惊台湾的“二二八”惨案是如何发生的

　　钓鱼执法，血案起于缉私
　　
　　1945年10月，台湾光复。陈仪建立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下简称“长官公署”)，推行台湾特殊化政策，政治权力的安排与经济资源的分配过程沿着省籍边界展开。由于战争的创伤及社会的急遽转型，台湾重建面临着巨大困难。行政效率低下，贪污腐败引起民众强烈不满。大陆籍官僚控制了台湾省的主要权力，台籍精英参政困难，严重挫伤了他们建设家乡的积极性。陈仪接收日产，建立起庞大的公营经济体系，效率不彰，统制政策束缚了台湾民营企业的发展。陈仪虽竭力保持台湾金融货币系统的独立性，台币仍然大幅贬值。台籍精英坚决要求撤废行政长官公署，废除专卖局、贸易局，尽快实现县市长直选，还政于民、还财于民。而下层民众因物价高涨，生活困难，对陈仪的施政也十分不满。1947年2月，上海美钞及黄金风潮发生后，各地物价飞涨。台北市米价高涨，一些底层民众有断炊之虞，人心慌乱。
　　
　　1947年2月27日，台籍线人秦朝斌密告台湾省专卖局业务委员会，淡水街福泰山船头行私贩香烟火柴55箱，放在行对面怡红酒家邻店内。专卖局业务委员会常务委员李炯支、第四组组长杨子才派叶德根率职员钟延洲、傅学通、刘超群、盛铁夫、赵子键，会同警察大队警员蔡厚勋、何惠民、张国杰、张启梓，于下午2时前往淡水查缉。
　　
　　佩带枪支的专卖局和警察大队缉私人员到了淡水，即开始检查福泰山行，仅查获一字牌香烟9条。又赴茂华的台北分行检查，未获违禁品，只得在6时多返回台北。按照台湾省专卖局的相关规则，查缉员查缉到走私物品，可以获得奖励。已完成任务的叶德根不甘心空手而归，便令随员：“我们这次出发，未有成绩，钱已花了不少，现在，我们到万里红酒店附近去看一看，看看有否贩卖私烟。”叶德根等人将车开到拐弯处便下车，徒步来到位于南京西路、重庆北路、天水路、宁夏路交叉中心的圆环天马茶房。
　　
　　40岁的台北县人林江迈丈夫先逝，留下一个13岁的儿子和11岁的女儿。光复后，谋生乏术的林江迈便开始摆地摊贩烟，本钱台币5万元，自己仅有1万元，另向亲朋邻居筹借4万元。她常从基隆火车站附近贩来多种香烟零售，白天在后火车站前面亭仔脚，夜晚在天马茶房亭仔脚，劳累一天，可得600元台币的薄利，勉强活命。小商小贩最怕的就是专卖局的查缉员。她以前曾碰到两次查缉，损失了三千多元。
　　
　　那天傍晚，在天马茶房附近卖私烟有20人左右。为免惊动望风的烟贩，叶德根等人钓鱼执法，佯装买烟，拿到香烟后才亮出专卖局查缉员的身份，烟贩见势不妙，带烟狂奔，身体虚弱的林江迈猝不及防，无法脱身，50多条香烟被强行没收。林江迈苦苦哀求：“我家口三个人只靠香烟生活，我的子弟要念书，请你可怜还我一部分。”叶德根无动于衷：“没有办法，我是奉命来的，我会打收据给你。”林江迈紧紧抓住自己的香烟，不肯松手。事发现场有灯光，大批民众围观。双方争执过程中林江迈前额被擦破，疼痛难忍。围观的民众看到查缉员蛮不讲理，林江迈受伤，义愤填膺，纷纷上前围殴查缉人员及密报人秦朝斌，打伤查缉员赵子键、警察张启梓，焚毁专卖局卡车。
　　
　　几位查缉员见势不妙，分头逃窜。穿国防色中山装、留长发的傅学通慌不择路。永乐町距天马茶房500米。家住永乐府对面的陈文溪，在永乐一市场管理清洁，与专卖局素无瓜葛。7时许，在永乐町三民加工店门口，陈文溪与其他两人在水门町下行走，迎面碰到逃窜的傅学通。傅学通见后有民众追赶，前有路人阻挡，慌乱之中，开枪示警。然后向永乐府左边小巷逃跑。子弹击中陈文溪左胸部。周围人拿了一块门板，把陈文溪扛到港町洪外科医院抢救，注射两次，不治身死，前后仅半小时。
　　
　　怒火中烧的民众见专卖局职员枪杀无辜，更加愤激，涌至附近的台北市警察局，要求查办肇事人员。
　　
　　夜9时，台湾省专卖局业务委员会常务委员李炯支、第四组组长杨子才获悉流血事件，立即赶到出事地点，车行至天马茶房，见有百余人围烧卡车，当即转至台北市警察局。此时，警察局门前围有六七百民众，警察局长陈松坚在努力维持。李炯支、杨子才向众人表示，此次发生不幸事件，自当切实依法严办。民众不予理会，坚决要求将肇事的查缉人员交出。李炯支、杨子才将专员叶德根、查缉员盛铁夫、钟延洲、刘超群、傅学通送到宪兵队看管，又会同警察局长陈松坚赴台北医院，将已受重伤的查缉员赵子键转送宪兵队。
　　
　　处理迟缓，事态急遽扩大
　　
　　缉私造成一死一伤，台湾省专卖局的处理方式是低效的、拖延的。
　　
　　林江迈受伤后，她儿子把她带到天马茶房对面的一间药店门口，门已关。查缉员钟延洲敲门，老板见状说：“我没有办法医，要送到外科医院去。”警察蔡厚勋就叫人把林江迈送上车去。林江迈不愿上车，害怕被官府关押。蔡厚勋叫张国杰、何惠民及专卖局的一名职员，护送林江迈到林清安外科医院救治。此时已是深夜11时。
　　
　　面对聚集不散的民众及满天飞的传言，28日，台湾省专卖局、台北市警察局并没有在第一时间发布圆环缉私血案的详细经过以及政府的处理措施，任由报纸报道、流言散布、广播渲染。在二二八请愿血案发生后，长官公署才想到关照缉私血案的受害人林江迈。3月1日，长官公署派专人送给林江迈台币5万元支票作医药费。住院医药费花800元。经过悉心疗护，3月5日，林江迈出院回家。
　　
　　林江迈为何物所伤，有不同说法。缉私血案现场十分混乱，有民众用石头袭击查缉人员，几位查缉人员受伤。2月28日下午3时，查缉人员被军法人员审讯时，钟延洲称，“昨天我们到天马附近缉烟时，抓到一、二百条烟，那时人很多，有人趁火打劫，石子已经丢来了，那时有一女子有血，大家叫她倒在地下装死，于是大家就哄起来打起来”，林江迈“是石头打伤的”，她“没有跪下，她就是哭”。叶德根否认打过林江迈，称“不知谁打她的。不知是当时石头丢到的，还是她自己碰上的”。军法人员未立即询问林江迈、林清安医生，错失了弄清林江迈受伤细节的最佳时机。
　　
　　而民众则风传林江迈跪在地上，被叶德根用手枪柄砸得头破血流。3月8日，司法人员询问林江迈被何物所伤，她说：“是带枪一个人把枪向我头上打下以后流血，退出四五步向大路走的时候不忍疼痛，一时晕倒在地下”，“只记得是穿黑暗色的衣服的人打我”。司法人员询问：“你是不是有向查缉员跪在地上哀求还你的香烟？”林江迈回答：“有，因我诚心恳求他们放我一家口活路，就跪在地上哀求。那个时候，持枪那一个查缉员就把枪向我头上打下来。”
　　
　　林江迈毕竟只是轻微受伤，人还活着。陈文溪被杀后，其亲朋好友不依不饶。陈文溪有个侄子叫陈戊已，是台北市迪化街一带相当出名的角头，他的好友林秉足是归绥市场流氓老大。地方角头有着广泛的人脉，无鲜明的政治主张，并不想公然与官府作对。但专卖局查缉员公然杀死自己的同胞，他们忍无可忍。
　　
　　28日，星期五，晴。一大早，林秉足获悉好友陈戊己的三叔陈文溪被杀，出面找大头鼓亭的负责人大头仔陈财，请他派人打狮鼓吹唢呐，自己与陈戊己、庄传生，率众自江山楼一带出发，竖抗议标语白布条，队伍百来人，经迪化街、南京西路、延平北路、北门、忠孝西路、重庆南路，向台北专卖分局前进。游行队伍沿街有人加入，民众一路高呼“严惩凶手杀人偿命”，把斗争矛头指向台湾省专卖局。一些市民则沿街打锣通告，鼓动罢工罢市。全市商行立即响应，关门闭户，民心愤慨，群情激昂。
　　
　　10时，民众千余人冲进位于本町的台湾省专卖局台北市分局，砸烂门窗玻璃，殴毙该局职员二名、伤四名，把局里库存的火柴、香烟、酒及汽车一辆、脚踏车七八辆抛到路中，纵火焚毁。围观者约千人。宪兵、警察闻讯赶到，势单力孤，惮于民众怒火，无法制止。下午1时，一批民众至南门，包围台湾省专卖局，宪警事先戒护，未被捣毁，劫焚该局俱乐部及部分宿舍器物。
　　
　　应对失策，暴动席卷全省
　　
　　台湾省政最高当局是长官公署，而非台北市政府，故民众没有向台北市政府请愿，而是向长官公署请愿。之前，为显示文治作风，陈仪在长官公署门前一直到三楼办公室都不设武装警卫，只有便衣卫士。二二八当日临时设置警卫队，保护长官公署的是四个卫士，之后是十几个士兵。
　　
　　28日下午2时左右，由中山南路自行前来及大稻埕与万华等地的民众，高举旗帜，其间亦有持军刀、铁棍、木棒，甚至有持土枪及手枪者夹杂其间，敲鼓打锣，高呼口号，至长官公署向陈仪请愿。公署早已获报，戒备森严，预先推选的几名代表上前与卫兵交涉。陈仪与幕僚筹谋对策，及寻找闽南语翻译人员准备出见。请愿民众迫不及待，与守卫激烈冲突，喊打声不绝于耳。有人抢夺卫兵枪支，并开枪击伤卫兵，卫兵不得不开枪还击，驱散民众，死伤各一，抓获6人。台湾省警备总司令部武装人员闻讯赶来，在公署四周布岗警戒。
　　
　　陈仪如是说：“当日下午三时聚众千数百人，持旗鸣锣击鼓向本公署直冲，员警阻止无效，甚至开枪劫夺警卫枪支，卫兵还击，毙一人伤二人，幸将民众驱散。”民间回忆录指宪兵先用机枪猛扫民众，血流成河，当场死数千人。当时在现场的青年学生陈炳基事后回忆，公署楼顶有卫兵架起机枪，向民众扫射。陈仪一向认为台湾人遵纪守法，面对来势汹汹的民众，手忙脚乱，之前也无处理这种事件的经验，不知如何应对。卫兵开枪，无异于火上浇油。
　　
　　与报纸相比，无线电广播的传播速度更快。台湾光复时，台湾放送协会改组成立台湾广播电台，直属中央广播事业管理处。全台湾收音机约有5万台。国民党CC系的林忠任台长。下午2时，民众聚会于中山公园(今二二八和平公园)，希望林忠台长准许他们播音。枪声响后，守候在电台外的民众冲上二楼播音室，强烈要求播音。为了保护电台机器设备，林忠只好答应。当时播音的内容，主要是批判贪污、米粮外溢、民不聊生等，并号召各地民众驱逐官吏。这么一来，台北市的民众抗争立即演变为全台民众运动。学生全部停课，各机关、团体台籍员工逃走一空。一年半来积压在台胞胸中的苦闷、委屈、辛酸，终于像火山一样喷发出来。一些民众张贴“打死中国人”等标语，号召殴辱外省人。
　　
　　长官公署有机枪守卫，民众靠近不得，无法去打射击他们的卫兵，便在全市搜寻，报复手无寸铁的外省人。他们不分老幼、男女及职业，街上穿中山装、西装及说国语者，或被殴伤，或被击毙。旅舍、公共汽车及各县市驶来台北火车站的外省人受害最烈，死伤甚众。个别愤怒的民众毒打妇女，虐杀孕妇儿童，以泄心头之愤。铁路警察署也被捣毁，职员多人重伤。
　　
　　生活无着的台胞深受专卖局、贸易局的敲榨，不免将台湾乱象全部归结到外省人身上。他们以自己能够掌握的语言，熟悉的行为模式表达怒意，日语成为区别彼此的工具。当事态激化时，一些台籍青年穿着日本国民服与军装，足登日本木屐或军靴，额头上绑着白布巾，高唱日本军歌。他们考查你是不是“阿山”的方法，一是说闽南话，二是说日本话，三则唱日本国歌。
　　
　　无助的小公务员及其眷属、来台旅行或经商的外省人成了替罪羔羊。闽南人或会说闽南语的外省人只得说闽南语，冒充台人以求幸免。民众随即改以日语质问，令其唱日本国歌，能说闽南语却不会日语者必系冒充的台人，被打得更惨，甚至被打死。台北市到处都是打杀声、哭叫声、求救声，火光冲天，一片狼藉。警察以台籍居多，他们多数携带枪械躲藏，大陆籍军警力量单薄，只能加强设防长官公署及警备总部，无力制止广大民众的暴力抗争。
　　
　　但大部分台胞是善良的。他们对同胞的过激行为不认同，看到被穷追猛打、孤立无助的大陆籍同胞，多能施以援手。若干年后，被救的大陆籍同胞记忆犹新。
　　
　　痛定思痛，惨案本可消弭
　　
　　“二二八”惨案，据长官公署描述：“暴徒如中疯狂，恣情肆虐，竟高呼‘打死中国人’之口号，于是无论通衢僻巷，公私场所，瞥见外省人，即行狙击凌辱……台北市外省人之惨遭伤亡者，详数待查，但当在千人左右”。“波及全省，捣毁机关，冲入住宅，殴打外省籍人，不论路上车上，到处打人劫物。”陈仪估算：“台北市俭(28)东(1)两日客籍公教人员初步调查被毒打受伤者866人，立毙命者33人，失踪者7人。”
　　
　　对民众示威游行、请愿抗争，本应是可顺不可激，可散不可聚，长官公署恰恰相反，用机枪来扫射抗争的民众，刺激民众的怒火，使本来可以化解的危机进一步扩大化。二二八请愿血案是官方处置二二七缉私血案不当的产物，使缉私血案从少部分民众与查缉员间的冲突转化为台北市民与长官公署间的对立。
　　
　　抚今思昔，“二二八”亲历者王康在35年后如此感慨：“此时如有军警出来劝阻，不使游行的队伍扩大及前行；同时专卖局长自己出面，到死者陈文溪家里去慰问死者家属，致送优厚的抚恤金，并由该局负责替死者隆重办理丧事，对伤者林江迈由该局派员送到台大医院住头等病房，将叶、傅两凶嫌送往法院依法严惩，并请太平町最有号召力的蒋渭川与许丙出面调解，由政府提出保证，一场大祸或可消弭于无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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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的二二八事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