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砥平里战役志愿军惨状]志愿军最成功的战役欺骗和伪装

[砥平里战役志愿军惨状]志愿军最成功的战役欺骗和伪装

1950年10月底，中共军队幽灵般地出现在北朝鲜边境地区，并在11月份发起攻势行动，令措手不及的联合国军大吃一惊，而这绝对是灾难性的情报失误。
　　
　　1950年中朝边境中美军队的仓促遭遇完全改变了朝鲜战争的进程，甚至直到今天仍深刻地影响着我们。
　　
　　令人不解的是，拥有极强情报搜集能力的美军为何会对中国军队的神秘出现表现得如此迟钝呢？
　　
　　美军情报来源
　　
　　在美军前沿师及师以下战术单位，情报来源主要依赖于火线部队和巡逻分队的报告、对战俘的审问、侦察飞机的目视与航拍照片以及偶尔缴获的敌军文件资料等，这些第一手情报是战术指挥官判断情况的重要依据，但所定的密级却不高，一般都是机密以下。此外，在朝鲜东北部，当地人提供了不少有价值的信息，但并未得到高层的充分信任。
　　
　　由于二战结束后军队的大规模精减整编，当时美军战术部队缺乏必要的情报团队，也严重妨碍了情报的搜集工作。例如，对战俘的审讯通常是一种较可信的情报来源，却由于军中缺乏足够的翻译人员而大打折扣，审讯工作只能通过口译人员转述，而这些少得可怜的通晓中国普通话的翻译人员，又对中共军队的组织编制和军用术语知之甚少，导致这项情报收集工作更加低效。
　　
　　而第8集团军和第10军团，特别是远东司令部的其它情报来源则密级较高，保密工作也更严格。例如中情局定期发布的机密级的情报备忘录和国家情报评估，以及绝密级的汇集各种情报的情况摘要。绝密级情报则只报知给麦克阿瑟将军的情报首脑查尔斯·威洛比少将。
　　
　　战区级的情报来源还包括退守台湾的国民党军、美国驻香港领事及其它外交与谍报机构提供的情报。台湾方面的情报由美国驻台北武官直接呈送远东司令部，但并没有得到重视。
　　
　　威洛比将军的侍从官詹姆斯·波尔克就曾说过：“没人在意台北说了些什么，他们的说辞总是充满了偏见和利己的动机。”
　　
　　共产党接管大陆后，尽管国民党在大陆仍有一些潜伏的特工，但美国在华的秘密情报机构却遭受了重创。
　　
　　在朝鲜，威洛比将军于1949年夏天设立了朝鲜情报联络处，负责向北朝鲜政府、军队和工业部门进行渗透。该机构的特工偶尔会提供一些有价值的情报，但并没有什么特殊的建树，例如他们未能警示金日成政府在1950年6月的主动出击，对10—11月份中国的出兵举动也一无所知。
　　
　　远东司令部也有自己的战区、战术情报搜集工作，威洛比将军领导着它的情报团队，他们定期刊出日常情报简报，供远东部队高级指挥官调阅。
　　
　　该团队的前身是二战末期美国海军的海外调查组，他们由密尔顿·E·米勒海军少将组建，原本是为协助美海军陆战队在中国大陆（辽东半岛）的登陆计划，主要搜索中国东北当地地形、自然条件和工业能力等情报；二战结束后，海军海外调查组主要以美国驻奉天（今沈阳）领事馆为基地展开活动。
　　
　　技术情报的偏差
　　
　　与各种人力情报资源相比，麦克阿瑟更重视甚至是迷信技术侦察手段，特别是航空侦察情报，他相信通过航空侦察手段可清楚地掌握中国大规模干涉的企图。
　　
　　1950年11月17日，当中国已大规模向朝鲜派遣军队后，麦克阿瑟在会见美国驻朝鲜大使时还认为，越过边境的中共军队最多只有2.5—3万人，他坚信中共利用完全隐蔽的手段不可能派出更多的军队，因为只要他们公开调动，就会被空军的侦察机发现。
　　
　　麦克阿瑟并未意识到，此时距1945年已过了5年之久，二战结束后军费和部队的大规模削减已使远东空军的空中侦察能力大打折扣。
　　
　　当时除了少量的蚊式AT-6型侦察机外，入朝参战的空军第五军根本不具备照像侦察能力；仅有的三个航拍侦察中队又将注意力集中在鸭绿江沿岸附近，而对夜间过江、已深入朝鲜边境纵深的志愿军毫无察觉，加之空中侦察机组把重点放在适合部队大规模机动的交通干线附近，更是对习惯于在小路和山间行进的中共军队束手无策。
　　
　　制约航空侦察作用发挥的另一个因素是军中缺乏足够的航空照片判读员，这一状况直到战争中后期才得到缓解。当美军与中共军队在10月底、11月初初次遭遇，其攻势被显著遏制后，麦克阿瑟才意识到他一直非常信赖的航空侦察出现了偏差，等到11月21日麦克阿瑟命令远东空军对第8集团军和第10军团之间地域加强航空侦察时，为时已晚，中共军队已隐蔽进入攻击发起地域，很快美军就由初次遭遇的惊恐和震憾转变成灾难性的溃退。
　　
　　毫无疑问，对于远东司令部乃至华盛顿而言，最重要的情报来源仍是截获的无线电子情报，这项情报收集、破译工作由陆军保密局设在远东的监听站以及三军保密局（即后来的国家安全局）。
　　
　　近期美国国家安全局解密了一批朝鲜战争时期的文件，令人吃惊的是，与二战期间美军卓有成效的技术情报工作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美军的侦听团队在朝鲜战争中少有建树，不仅情报数量少得可怜，内容也支离破碎、缺乏连贯性。
　　
　　朝鲜战争初期，电子侦察部队的境况与航空侦察部队差不多，二战后被大量裁撤，远东仅有的一些侦听分队都留在陆军编制内，不仅远东如此，整个太平洋战区的侦听力量也被大大削弱。而且，仅有的侦听力量也被集中于侦察中共政府的活动和当时菲律宾爆发的叛乱。
　　
　　最初，信号情报部队只是破译中共军队的密码、获取文本信息；后来随着侦察力量的加强，对敌技术情报的分析工作也开展起来，比如通信量的分析。事实上，在近代很多战争中，通信量分析时常发挥着重要作用。通信量是指部队使用无线通信的频度，在实施无线电静默的战斗前夕，突然骤增的无线通信往往意味着进攻的发起。
　　
　　美军在二战期间非常重视通信量分析。特别是朝鲜地形多山地，部队联系、战斗协同常靠无线电通信，但在朝鲜战争初期，美军未能有效地开展此项工作，直至1952年才走上正轨；到1952年后，美军的侦听部队已能从中共军队的通信量分析中获取大量有价值的战术情报，比如各级作战命令。
　　
　　陆军保密局在对华的情报侦听工作中遭遇的另一个难题是缺乏足够的听译翻译，而中国各省方言的繁复也使问题一时难以解决，美国本土的华裔大多出生于中国南方，其南方口音与志愿军内部普遍使用的普通话完全不同。为满足这一需要，远东司令部从败逃到台湾岛的中国人中雇佣了一批通晓北方普通话的平民为陆军保密局工作，经过简单培训后使其了解中共军队的军事组织和制度，这才缓解了矛盾。
　　
　　虽然美军为解决情报获取问题采取了很多措施，但失误仍在所难免，对中朝军队文本情报的判读就出现过重大失误。
　　
　　战争初期，在判断入朝中共军队的统帅人选时，美军根据一份来自上海的通信情报曾认为是林彪将军，但实际上林彪称病婉拒了领兵入朝作战的机会，最终彭德怀将军担负了该职。
　　
　　然而，直至战争结束，美军情报机构仍坚持这一判断，以至于后来很多以美军情报为第一手材料的西方历学家仍将林彪列为中国志愿军统帅。
　　
　　另一例重大失误也发生在中国参战前，9月底时任中共外交部长的周恩来通用中立国外交渠道向美国政府表明了中共的态度，即如果联合国军队越过38度线，中国将不得不出兵干涉。
　　
　　该信息通过第三国转达给了华盛顿，但华盛顿并没有意识到它所蕴含的军事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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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次战役志愿军大溃败 志愿军惨败的几个战役